中神期刊 ﹕ 國民身分與教會承擔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九七」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數字，一個抽象的符號。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踏入一個新時代。主權轉移同時也帶給香港人一個新的身分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對於過去一個半世紀在殖民管治下的香港人來說，回歸所帶來的新國民身分究竟有甚麼意義呢？這新身分如何與其他身分協調呢？香港人又如何適應這新的國民身分呢？

　　去年四十七名教牧領袖自發籌辦慶祝國慶，引起各界的關注，也同時突顯教會內對主權回歸後的政教關係存在著相當極端的意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四十七位教牧中，有不少是教會圈內外知名度甚高、也深受信徒尊敬的教會領袖。其中亦有多位長期以來不畏強權、旗幟鮮明地爭取民主、人權、公義。雖然教牧透過不同的渠道解釋、澄清、教導、交代，並多次強調所籌辦的是「另類國慶」，甚至以「國家日」取代「國慶日」，但是因而改變立場支持教牧自籌國慶的信徒似乎甚少。

　　按照教牧自己的說法，自籌國慶的主因之一是由於教牧關注香港人回歸意識的缺乏。¹ 整個事件也反映出後過渡期香港基督徒對「回歸意識、國民身分」的掙扎與反省。² 面對不少信徒在傳媒及公開場合中對教牧罕有的、措詞強硬的言論和批評，余達心牧師感慨地說：「在其他國家，慶祝國慶對於國民來說，本是挺自然的事。惟獨此時在香港，連討論籌辦一點紀念活動，也引起如此激烈的迴響。」³ 自籌國慶遭受的挫折，更印證了港人回歸意識的薄弱，「還沒有預備好回歸」（盧龍光牧師語）。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國民意識與回歸意識並不是很清晰的概念。在一般的討論中，國民意識與回歸意識可以相互通用，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兩者並不等同，有區別的必要。如果說，國民意識指港人對自己中國人身分（泛指對中國歷史、文化、民族、土地等）的認同，回歸意識指港人對主權回歸是民族大義的認同，我們可以說，港人的國民意識與回歸意識極其濃厚。九七回歸後依然如是。如果說，國民意識指港人對回歸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認同，從自籌國慶事件（或港人六四情意結，或港人對共產政權、「一國兩制」的疑慮）來看，港人的國民意識與回歸意識顯然偏低。我們對國民意識（中國人身分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或回歸意識（結束殖民統治或九七後共產黨在香港行使主權）的不同意義的區別，可以避免在討論中不必要的混淆。⁴ 此外，國民身分的不同詮釋也有重疊之處，亦可以合併產生新的國民意識意義。國民身分的多重意義無可避免地造成港人國民意識的困惑。筆者無意在這裏就國民意識或回歸意識作深入的分析探討。在本文，國民意識大多指港人對回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認同。因此，我們說港人國民意識薄弱，也在這意義上與回歸意識相互通用。⁵ 文章中其他的不同用法，讀者可由上文下理確定。另外要注意的是，我們雖然可以區分國民意識（或身分）的不同意義，但由於它們之間的重疊聯繫，我們有時必須由一個概念轉入另一個概念。

　　面對港人回歸意識的薄弱，身分與認同的嚴重差距，教會應該怎麼辦？筆者不認為我們可以把國民意識的薄弱 完全 歸咎於殖民地教育的成功。⁶ 如果問題的癥結確實在於殖民心態，那麼九七回歸（結束殖民歷史）與再教育（繼續籌辦類似國慶的其他激發愛國情懷的活動）就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方案了。可是，這樣的說法未免把回歸意識薄弱的問題過分簡化。

　　香港人國民（回歸）意識的薄弱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港人身分定義的模糊，（二）港人多元身分的困惑，（三）港人在國家事務參與的限制，（四）香港主體完整性的威脅，（五）國家與政權的混淆，以及（六）回歸的既濟與未濟。

國民（回歸）意識薄弱因素

1. 身分定義的模糊

　　表面上來看，主權回歸後香港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可是，誰是香港人呢？簡單來說，就是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或「香港居留權」的人。按照目前的香港入境條例，「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香港居留權」並不是同一概念。⁷ 九七回歸後，現行的「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香港居留權」條例亦有變更。其中影響最大的改變，就是界定港人在怎樣的情況下會喪失「永久居民」身分或「居港權」。但是，由於中英雙方在後過渡期的充分不合作，有關特區「永久居民」及「居港權」的法例迄今仍無法定案。影響之大，甚至連杜葉錫恩女士是否符合臨時立法會議員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規定，是否能在七月一日宣誓就任，也受到質疑。⁸

　　另一方面，後過渡期中英政府的對立、臨立會與立法局的矛盾，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分化，造成法律條文詮釋應用的兩極化。法例的清晰性與客觀性深受質疑，令廣大市民無所適從，對法制法治失去信心。譬如說，《基本法》清楚規定香港永久居民所生的子女自動享有永久居民身分，但是特區政府是否有權遣返非法入境的港人子女，則眾說紛紜。

　　單是確定香港人的身分已經如此複雜，更遑論中國公民的身分概念了。身分的模糊，自然影響社體的認同與歸屬，以及社體中的凝聚力。

2. 多元身分的困惑

　　即使確定了特區永久居民以及中國公民的身分，不少香港人仍然要面對雙重甚至多重國籍的困惑。同一個家庭裏的父母、兒女、祖孫，可以各自持有不同國籍的護照。國籍涉及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最終效忠對象。同一個家庭及社會既然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國民身分，國民意識教育自然薄弱。

　　中國雖然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卻容許九七後的香港中國國民保留另一個國家的國籍。只要不向特區政府申報外國國籍，外國護照就只當作是香港人的另一個旅行證件。於是， “to be or not to be” 就成為港人入境時的反省與掙扎。這樣一來，港人國民身分就隨著入境時的當下抉擇瞬時變色，甚或因著日後的不同抉擇隨時變色。嚴重的是，如果香港人可以把辛辛苦苦得來的外國護照當作旅行證件，把國籍與政治效忠對象完全分割，他們又如何會重視自己的中國公民身分，培養崇高的國民意識呢？

3. 參與和認同

　　香港人的身分，向來身不由己。中國政府把香港割讓給英國，香港人就成為英國子民（British Subject）。但是被屈為英國子民的香港人卻從未視自己不是中國人。長久以來，身分割裂問題給香港人無限困惑。如今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又把香港歸回中國，成為「一國兩制」下的中國人。這些從未否認過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回歸後又如何為自己的中國人身分重新定位呢？

　　香港中國人的身分是否「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否只是建基於法理定義上？法理層次固然可以清楚界定，但是身分與認同不能分割，身分的建構與確認必須包括對身分認同的情感。這認同情感來自 主體的參與 ，不是法律所能賦予的。借用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用語，法理界定是「我 — 他」（I-It）的客觀關係，認同情感則是「我 — 你」（I-Thou）的相互關係。

　　香港人身分與認同的嚴重差距，主要還是來自心理、文化、政治的因素。主權回歸使到香港人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國公民。然而，面對中港兩地歷史、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的實質差距，港人如何與十二億中國同胞認同？⁹ 中國政府是否又容許港人全面積極地參與大陸事務？

　　「一國兩制」正是一方面肯定港人的中國國民身分，另一方面又限制港人對香港以外的中國事務的發言和參與。主權回歸後的香港中國國民，只能安分守己地作香港人，對香港之外的中國政局演變，只能觀望，不能參與。即使在九七後，作為中國國民的香港人仍然要經過批准 — — 須持有回鄉證 — — 才可以踏上中國大陸土地。香港人既在自己國家事務的參與上受限制，其國民身分的認同也自然相應地薄弱。

4. 香港主體的完整性

　　國家的重要性在於確保土地、文化的完整，以及生命、財產的安全。對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國籍的最重要意義就在於保障個人的生活空間與人身安全。

　　筆者深信，香港人的國民意識培養與香港的主體完整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倘若香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成長與繁榮是在中國主權下的輝煌成果，香港人對這主權的信任與認同必會大大提昇。如果香港回歸後繼續享有言論自由、經濟增長，香港人肯定對國家有信心，國民意識也必然濃厚。

　　主權回歸是否可以保障香港既有的體制、文化及價值呢？事實上， 「一國兩制」的設計就是為了保障香港主體的完整 。這是「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的真正意義。當然，「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史無前例的，是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創舉。看似簡單，實行起來確實不易。依筆者看來， 提高港人國民意識的最有效策略是堅持「一國兩制」的憲法精神、貫徹「港人治港」的既定政策 。如果中國不能謹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回歸對香港人來說就是一個惡夢的開始。「京人治港」或中央政府有形無形的干預，對香港的主體完整無疑是一種侵犯與傷害。

　　我們要知道，「一國兩制」雖然是鄧小平首先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提出的構想，但它原本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解決台灣問題而產生的方案。一九八一年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所發表的九條聲明（有關國家統一，台灣享有高度自治權），其內涵與「一國兩制」是一致的。¹⁰ 如果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這樣的「一國兩制」豈不是背棄了原有的國家和平統一的崇高理想？因此， 捍衛「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才是香港回歸對中國的最大意義，也是最高層次的回歸意識 。¹¹

　　正如我們前面提及，對身分的認同情感來自主體的參與。換句話說，國民身分、國民主體與國民參與，三者關係密切。從這個角度來看，「港人治港」就是維護港人的主體空間，容許港人全面積極地參與自己的事務，建構港人在新主權下的身分與意識。

　　不幸的是，無論是中英的談判或是特區政制的安排，港人的聲音和意願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回歸的歷史主體竟被迫在一角做「關注的旁觀者」。¹² 如果香港人在「兩制」的框框下，對中國大陸事務（經濟除外）只能觀望不能參與，在「一國」的壓力下，對香港本土事務又要處處聽命於中央，港人的回歸意識肯定極為低落。

5. 國家與政權

　　國家是一個政治實體，政權則是這政治實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現有的中國憲法下談主權回歸、回歸意識，就不能迴避共產政權的現實。香港回歸中國，就是回歸由共產黨建國、由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回歸，就是讓共產黨在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賦予共產黨執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徽則突顯共產黨超然的領導地位。雖然共和國與共產黨是不同的實體，兩者實質上卻是分不開的。「十一」國慶因此不但是慶賀共和國建國，也是慶賀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要把「十一」視為完全與政黨、政權無關的「國家日」恐怕需要極高的抽象力。¹³

　　黨的執政權既是憲法賦予的，黨就不必向人民交代。黨既不是人民選上去的，自然也不一定獲得人民的支持。黨的政權，是合法（憲法）的，但未必是合情（民情）的。黨代表人民，是法理上的說法，卻未必是人人都可以認同的。

　　在現有的中國政治實體下談身分認同，確實令港人矛盾。主權轉移固然令港人舉杯歡慶，然而也有其他政治事件令港人舉杯無語，或擲杯落淚。雖然作為大英帝國子民未必是快事，但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不一定是樂事。誠然香港人缺乏回歸意識，但是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回歸情意結恐怕不是教會單方面可以解開的。

6. 回歸的既濟與未濟

　　歷史中的一日，可以鮮明地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就主權國的層面來看，九七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中國的大日子。但是香港回歸中國是否就僅僅是主權回歸這麼簡單？從九七年七月二日開始，香港是否就進入了「後」回歸期？基於中港兩地的歷史、文化、政治、價值、意識形態等的實質差距，香港九七後就另一個層面來看，仍然未與中國完全合為一體。香港仍然還在回歸的路途中。¹⁴

　　我記得一個宣教士的真實故事。他曾在中國宣教數十年。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妻子只好帶著幾個孩子回英國。宣教士夫婦二人因而分隔近十年。這期間他們每周都有信件往來。宣教士後來結束在中國的宣教工作，乘搭郵輪返回家鄉。雖然宣教士夫婦仍然十分深愛著對方，但是畢竟闊別甚久，夫婦間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去重新適應對方。表面上，宣教士返抵家門的那一刻就結束了他的回歸路程。實質上，他的回歸卻是在這之後一段相當的日子才真正結束。

　　主權轉移只不過是香港回歸路上的第一站罷了。九七後的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中國，但是她與中國之間仍然有不可忽視的實質差距。「一國兩制」清楚地反映中國政府對這差距問題的正視。中國耐心地等待這差距的縮小，甚至以「五十年不變」標誌著香港回歸中國的艱辛遙遠路途，明顯地刻劃出回歸的既濟與未濟的兩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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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應該如何面對香港人缺乏回歸意識的事實呢？我們試從下列幾個角度來討論。

1. 主權、主體與國民意識

　　香港人雖然長期在殖民政府管制下，卻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分。在「保衛釣魚台」事件上，香港人顯出強烈的國民（中國）意識。即使在無法掩飾對共產政權疑懼的情緒下，香港人仍然認同主權回歸是民族大義。在缺乏主權的支援下，這濃厚的中國人身分的建構與確立，是建基於一個由歷史、土地、民族、家族、文化、語言、經濟、意識形態等所組成的複雜脈絡上。九七回歸後，這身分建構的脈絡還要加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的國家權力、政治體制、社會法律、文化處境等元素。

　　因此，我們不能天真樂觀地以為九七回歸後，香港人的國民意識¹⁵ 就會增強。主權回歸在法理上當然有助國民身分的確立，但是法理元素只不過是身分建構的眾多元素之一，亦未必是最重要的元素。¹⁶ 不少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對中國的愛國意識，不見得就比沒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來得低。君不見籌委會、推委會、臨時立法會裏，就有許多持外國護照，受中方認同的愛國人士？事實上，今天許多站在最前線高呼國民意識、愛國意識的香港人，其至親（配偶、兒女、父母等）卻持有外國護照。難道他們願意承認他們的至親不是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愛國？

　　國民身分的建構不能單單只是外在的、客觀的、被動的，亦必須是主體性的、相對自主性的、參與性的。¹⁷ 回歸事實是否會增強港人的國民意識，就要看九七後身分建構的回歸元素是否對港人國民意義的詮釋與建構產生建設性作用，也要看九七後港人是否可以認同在中國主權下的國家行為、政治體制、政府權力、社會法律、文化處境等。當港人的發言權、參與權、及自決權¹⁸ 因著主權回歸而遭受壓抑時，港人的國民意識指數亦隨著港人的無奈與無助下降。

　　國民與國家之間的疏離（alienation）的根源，才是回歸意識薄弱的關鍵所在。任何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國家信諾的侵犯，都會嚴重傷害港人的國民意識，直接削弱港人對國家主權的認同。因此，教會必須關注籌委會、推委會、臨立會、特區首長辦公室對香港一連串影響深遠的政策法例。教會對香港的承擔，就是維護香港的主體完整，拓展港人的發言參與空間，爭取港人的自決權力。這承擔並不意味著教會必須採取對抗鬥爭的強硬路線。相反地，教會關注回歸意識，也可以在參與、互動、協商的過程中，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但是，教會絕不能為了取悅掌權者，或為了自身利益，在「一國兩制」上妥協。如果教會忽視對「一國兩制」的承擔，或漠視港人維護主體空間的努力，港人與主權國之間的疏離最終必轉化為港人與教會之間的隔閡。

2. 國慶與國民意識

　　慶祝國慶與國民意識，兩者之間有沒有必然的關係呢？我們是否可以說，「如果不慶祝國慶，就是缺乏國民意識」呢？一個人固然可以藉著不慶祝「十一」來表達他無法認同國家政權，但是「不認同國家政權」並不因此就「缺乏國民意識」。

　　國旗、國徽、國歌的正確使用，都有國家法律的指引。國旗、國徽、國歌都是國家主權的象徵，自然應該受到市民的尊重。但是，尊重是一回事，認同則是另一回事。舉例說，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上的共產黨超然地位。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裏的歌詞，¹⁹ 恐怕也不是香港人所容易認同的。²⁰ 不能認同共產黨的超然地位或共和國國歌裏的歌詞，對一個人的國民意識無損。²¹

　　我們必須了解，不能認同國家憲法的某一條文不等同於違反該條文，也不是違反憲法。（否則的話，國家憲法就永遠不能修改。國家憲法條文可以修改，就是表示憲法容許人不認同某些條文，容許對該條文不認同的表達，容許透過合法途徑爭取絕大多數人對修改該條文的支持。）²² 不能認同國家憲法的某一條文，也與國民意識沒有必然的關係。正如，澳洲前總理不能認同英國女皇在澳洲憲法的君主地位，一再公開表示有意修改憲法，把澳洲由君主憲制改為共和憲制。但是，澳洲前總理不能認同憲法中有關英國女皇君主地位的條文，不等同於違反了該條文，更不能說他的國民意識薄弱。

　　如果一個學生在學校升國旗禮時不唱國歌，我們頂多只能說，這學生觸犯了校規（假設學校規定升國旗禮時一定要唱國歌）。我們絕不能因此說，他違反憲法或是缺乏國民意識。

　　由縱切面（時間軸）來看，中國人一向把中國視為一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政權替換只是朝代變更。江山色變，朝代興亡，中國卻是連綿不斷的。²³ 在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先，就已經有無數的中國人。難道一個生為中國人的七十歲老伯伯，今天不慶祝「十一」，就不能與民族國家認同？再由橫切面（空間軸）來看，中國迄今尚未統一。我們也不能說，今日沒有慶祝「十一」的台灣人就不能與民族國家認同。²⁴

　　再退一步來說，即使一個人不慶祝國慶的原因確實是因為他缺乏國民意識，無法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分，他是否就應該移民呢？試問，一個人缺乏家庭意識，無法認同自己在家中的身分，他是否就應該離家出走？或是尋找另一個伴侶，成立新的家庭？依筆者看，輔導（教育）是一個可能性，改善體制（自主、參與）是另一個可能性。

　　我們不能說，不慶祝國慶只是消極的行動，只有負面的意義。這樣的說法恐怕與當權者的論調甚為相近。無論在歷史中，或在港人今日所熟悉的政治文化中，比這更為激烈的政治表達方式仍然可以有積極正面的作用。換句話說，不慶祝國慶甚至突顯國民意識的薄弱可以是明顯清晰的認同指數、回歸（歸屬感）指數。有了這些指標，我們（也包括了特區政府）才會進一步問：「為甚麼現有的架構對國民意義的詮釋與建構不能起積極建設性的作用呢？」香港社會的成功在於資訊可以正確迅速地傳遞。「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讓香港人回歸後仍然可以在原有的社會制度、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下，表達自己的心聲，建構自己的國民意識。如果沒有這些指標，「一國兩制」就名存實亡。香港人也無法在 自己的處境 中孕育國民意識。

　　自籌國慶事件讓教會清楚響亮地表達了香港回歸前的主體性、相對自主性與參與性。教會裏有不慶祝國慶的聲音，並不意味著教會的國民意識薄弱。相反地，教會對國民意識的承擔，亦應反映於教會對不慶祝國慶的積極正面作用的尊重。這樣的尊重才是維護香港主體的生命活力。更進一步說，慶祝國慶與國民意識兩者之間既然沒有必然的關係，教會自然沒有必要給自己壓力藉籌辦國慶表達愛國意識了。

3. 教會、國家、人民

　　在教牧自籌國慶中，我們看見一個以祭司神學為基礎的回歸神學模式。馮煒文先生的「舉杯」強調國慶崇拜的焦點是上帝，不是政權。縱因歷史情結悲傷黯然，教會仍可有歡欣自在的心回歸中國。余達心牧師的「贖回」則重申社會政治參與帶著屬靈意義。更重要的是，回歸神學讓我們看見教會在政教關係中不但有 先知 身分，也有 祭司 身分。這些洞見深具創意，開拓本色政治神學的新向度，確實是令人鼓舞的建設性嘗試。然而，教會在政教方面的回歸神學反思甚少，仍待多多努力。

　　祭司神學中有一個這樣的說法：「教會在『十一』代表中國」。²⁵ 這裏的中國顯然是指一個政治實體的中國 — —

　　在當日（國慶日） … … 代表著中國的，相信會是周南。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這是有道理。但是在基督徒的國慶活動中，代表著中國的卻是我們自己。在神的眼中，這是有道理。 … … 我們代表著中國 … … 這樣就宣佈了中國不是政權的禁臠。中國是屬神的。²⁶

　　更重要的，是教會以祭司身分公然地聲言代表中國，這樣便否定了任何努力以中國為自己禁臠的聲稱。 … … 其實，當我們向神盡了最高的義，也便可以自由地選擇盡其他諸般的義了。 … … 其他諸般的義（可以）包括邀請新華社官員參加我們基督徒舉辦的國慶慶祝。新華社代表著中國政權，而政權到底是中國重要的一部分。²⁷

　　筆者認為，「教會代表國家」的意義並不清楚，且極易引起誤解。教會如果代表國家，她就不只是在「國慶日」代表國家，應該是天天代表國家，每個主日都代表國家。這樣的說法明顯地對崇拜神學有極大的影響。教會應該如何代表國家敬拜上帝呢？教會是否可以或者應該在崇拜中以 教會身分 唱國歌、掛國旗呢？（這與個別基督徒唱國歌、掛國旗不同。）教會如果代表國家，而「政權到底是中國重要的一部分」，那麼教會是否亦代表政權？教會是否亦應該贖回國家政權？教會又如何贖回國家政權？²⁸ 教會如果代表國家，那麼教會領袖是否亦代表國家領導人？國家是政治實體，其合法及當然代表是執政掌權者（除非這政權是不合憲法的）。筆者認為，「教會代表國家」的說法可能導致教會擅離祭司、先知崗位，在政教關係中扮演 君王 角色，容易傾向極右的「政教不分」的親政權路線，或是極左的「政教對立」的敵政權路線。兩者都不是九七後香港教會應該走的路。

　　在舊約裏，「國家」與「人民」是相關的（correlative）而不是相同（synonymous）的概念。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兩者是相通的。兩者在聖經裏的出現率也大相逕庭：大約是「國家」（）出現 550次；「人民」（）出現 1880次。舊約從未稱以色列為「耶和華的國」，只稱以色列為「耶和華的民」（）。換句話說，雖然以色列既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民族，但是嚴格上來說，耶和華不是「國家的上帝」（'national' God），而是「人民的上帝」。揀選立約的關係是耶和華與以色列民的關係。²⁹ 事實上，以色列建國立王「像列國一樣」的意念不為耶和華所喜悅；³⁰ 以色列的國運也不長。聖經似乎並不重視以色列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不把立約救贖的關係應用在政治的層次上。這樣看來，教會作為新以色列，應該是 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國家 。國家是制度，是政治實體。聖經則重視人，強調人是上帝所創造、所救贖的對象。我們把「贖回」的概念應用在政治理想上時，可以是一種延伸說法，卻未必是聖經神學的內涵。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國民意識固然重要。可是，國民意識與國家主義意識經常只是一線之隔。從聖經不偏重國家意識來看，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多一點啟迪。我們應該問：從基督教信仰來看，究竟一個人的國民身分有多重要？究竟我們是否會把太多感情放在國民身分上？我們是否不經意間把國籍歧視取代種族歧視？「無論我們對現政權如何不滿，作中國國民才是我們的意願。無論香港如何繁榮，作英國子民終非樂事。」³¹ 這或許是大部分港人的心聲。但這民族情懷心聲與基督信仰有甚麼關係呢？以教牧領袖身分說這樣的話又是否合宜呢？甚麼才是在基督裏不分「中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呢？³²

　　無可否認地，殖民教育對港人國民意識薄弱要付上大部分的責任。但是，殖民教育有時反倒激發被殖民者的強烈國家主義意識。³³ 香港主權回歸，國家觀念自然突顯。國家主義可以遮蓋許多的罪，也可以忘卻諸般的義。在後過渡期間，我們聽到許多對英國的「政治正確」批評，以及不少對中國的「政治正確」寬容。筆者相信教會並沒有「政治正確」的選擇，只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英國的賬當歸給英國，中國的賬當歸給中國」，才是合乎聖經的原則。這也是香港教會對歷史的承擔與見證。只有這樣，香港的國民意識才不會淪為國家主義意識，或是「政治正確」的國民意識。

　　如果把焦點放在人身上，教會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如何服侍周圍的人。舉個例說，教會或許可以看見我們當中一個在回歸路上完全受忽視的小族群。依《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的應用，香港中國國民的界定包括具有「中國血統」的資格。這樣一來，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資格的印巴裔人士在九七回歸後就成為無國籍者。這些人自一九八二年以來，一直生活在九七後無國籍的陰影裏。儘管這些印巴裔人士數代在香港出生、生活，也表示願意繼續以香港作為永久居留地，他們卻不能享有香港主權國的國籍。在確定中國不給予這些印巴裔人士中國國籍後，英國最終只好答應賦予他們英國居留權。問題是，即使今日這些印巴裔人士可以獲得英國居留權，他們仍然不應該被奪去選擇中國國籍的權利。以「漢族血統」界定國籍，不但是明顯的種族主義標準，而且不符合現今中華民族的多元定義。香港教會的沈默，是漠視他們長期以來對香港社群的貢獻，是有愧於這群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他們雖與香港認同，卻沒有相應的身分。教會既關注港人的國民身分，就不應該忽視印巴裔的身分困惑。

　　把焦點放在人身上，就不會因國籍不同而分化香港人。事實上，無數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數十年來在香港這塊土地上參與建設、發展。九七後，他們依然如是。他們 以具體行動與香港認同。透過與香港認同，他們與民族、國家認同 。即使持有外國護照，他們仍是百分之百的香港人，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是香港的中國人。「一國兩制」基本上肯定了他們九七後的角色不變，繼續在原有崗位為香港服務。³⁴ 因此，在香港 現時 的歷史處境下，執著護照的顏色是沒有多大的意義。既是「港人身分」，何必再問「君是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保羅生為猶太人，也生為羅馬公民。但是這雙重身分並沒有造成保羅與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之間的隔閡。³⁵ 令我們驚訝的是，保羅甚至在耶路撒冷城裏也不避諱，依然使用他的羅馬公民權利，免受羅馬官兵拷打及猶太人殺害。³⁶

4. 既濟未濟、時間空間

　　自籌國慶事件的演變，頗出人意料之外。教牧顯然低估港人身分與認同的嚴重差距。尤有進者，教牧既然知道國慶是敏感課題，又有意在「十一」前召開大規模、多層次的研討會，強調「建立更大的共識，調協彼此的腳步」，³⁷ 為何在強大的反對聲音中仍舊堅持己見？國慶既非主要目的，亦無隱藏議程，為何依然執著、繼續「去馬」？³⁸

　　自籌國慶若是為了提高國民意識，恐怕無濟於事。回歸意識的薄弱在於港人對中國現政權的疑慮，以及在後過渡期的無奈感。過分強調主權回歸或國家意識，反倒容易觸及港人的神經線。事實上，即使是「另類國慶」也引起極強烈的反射。民族情感、國民意識原本就是極為複雜的。部分教牧或早已抵達終點，但是不少港人仍在回歸路上徘徊，躊躇不前。如果忽略了九七不過是回歸路上的第一站，教牧的善意行動恐怕難以收到預期果效。信眾驚疑慌亂之餘，亦會四散甚而追隨別的聲音而去。這當然不是教牧願意看見的後果。教會尊重港人在回歸路上的既濟未濟，才能切實回應信徒的需要，並且在處理中國主權下的政教關係時，也有更多的相容伸縮，避免引發不必要的激烈反應。

　　從外在客觀層次來看，主權回歸造成港人國民身分的既定事實。港人既無法改變身分事實，認同身分就是面對事實的積極主動態度。身分與認同差距的縮小因而是正確的方向。不認同身分乃是自欺、抗拒客觀的歷史實在，只好無奈沉默地、或自我中心地生活。教會關注國民意識，就是發揮信仰的動力，推動信眾認同國家、投入那原屬於自己的歷史。³⁹ 問題是，身分在這詮釋下只是純法理的界定、客觀的命名、外在的賦予。這種對身分的平面詮釋忽略了身分的建構是內在的、主體性的。從內在主體性來看，國民身分不是被動的賜予（givenness），它必須包括主體的參與。身分的塑造乃是意義詮釋的建構和價值體系的維繫。因此，國民身分不是基於一個非時間事件（timeless event），而是基於一個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近年社會學學者相繼指出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的重要性，特別是互動的過程、商議（negotiation）的過程和參與的過程對身分建構極為重要 … … 。如果不從社會過程看國民身分的建構和維持，則會忽略了許多關鍵性的問題。」⁴⁰ 這樣一來，身分與認同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而是同一建構過程中的互動因素。認同的情緒、歸屬、自豪和參與都是國民身分的詮釋與建構過程中的不可或缺部分。⁴¹ 換句話說，單單是主權回歸事件並不足以構成國民身分的事實。⁴² 舉例說，如果一個人的受洗從來未曾對他具有任何的意義，單就受洗一事確定這人的基督徒身分是沒有甚麼意義的。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協助他建構一個基督徒身分意義，而不是先假設他的基督徒身分，催動他認同自己尚未有的身分或投入那未曾屬於自己的社體。在這對身分的立體詮釋下，教會對國民意識薄弱的關注，不是以內疚感填補既濟未濟的差距，⁴³ 也不是以信仰委身承擔取代認同的情感參與，而是正視整個社會建設過程是否對主體的意義詮釋與身分建構起著積極正面的作用。既濟未濟的差距亦有可能轉化為「不濟」，成為歷史的借鑑。教會不能否認，也不可抗拒主體的抉擇，因為既濟未濟差距的最終取向乃是取決於作為歷史主體的港人。

　　國民身分由困惑到確認、疏離到認同、分化到整合，需要另一個過渡期。教會關注回歸意識，必須在香港歷史處境中認識「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國兩制」一方面限制港人對中國事務的參與，這對整全的國民身分建構肯定有負面阻力；另一方面卻在中港矛盾中創造新時空，容許港人在自己的處境中孕育國民意識。「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性，就是維繫既濟未濟的張力與動力。就客觀意義來說，「一國兩制」（及「五十年不變」）提供中港時空緩衝，一方面消解因歷史矛盾、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另一方面保持互動、協調步伐、建立共識。就主觀意義來說，「一國兩制」（及「港人高度自治」）予與香港時空拓展，一方面肯定港人現有的成功與經驗，另一方面容許港人自己開創「明天更好」的空間。

　　在中港政治張力中，中國傾向強調「一國」以宣示對香港的主權；香港則傾向強調「兩制」以尋求在新主權下維護主體完整。然而，任何「一國」或「兩制」的兩極化言論都會嚴重違反「一國兩制」的有效實施。雖然沒有人可以確定「一國兩制」的實質內涵，但是我們必須避免「一國兩制」變質成為「兩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借用基督論的術語，就是慎防「一國兩制」走向極右的新聶斯多流主義 ﹙neo-Nestorianism﹚ 或是極左的新歐迪奇主義 ﹙neo-Eutychianism﹚ 的偏差。⁴⁴ 新聶斯多流主義的偏差就是過分強調「兩制」的個別發展，漠視「一國」主權的現實，以致造成中港對立分裂，危害中國統一。新歐迪奇主義的偏差就是過分強調「一國」主權，以致「兩制」時空萎縮，形成實質上只有「一制」，香港的主體性、特殊性也蕩然無存。因此，中國政府與香港人民必須在主權回歸（「一國」）的事實下，共同開拓「兩制」時空。只有落實「高度自治」的承諾，港人才能繼續發揮其生命力、創造力，才能在新主權下建構其國民身分。

結語

　　教會對回歸的期待與承擔，對國民意識薄弱的關注，是正確的教牧關懷。教牧主動開拓政教空間，是負責任的態度。籌辦「另類國慶」的創意，不迴避敏感課題的勇氣，是值得欽佩的。祭司神學的積極信息，是建設性的本色神學嘗試。國慶事件引發多方面的神學反省，信眾不作追隨教牧領袖的一窩蜂群體，是可喜的現象。就國慶事件而論，四十七位教牧實在不應該遭受各種扣帽子、上綱上線的攻擊指責。或許也真有信徒需要藉「另類國慶」來抒發自己的國家情懷。⁴⁵ 慶祝國慶並不一定是阿諛政權，不慶祝國慶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國民意識。自籌國慶未能得到預期的果效，未能獲得廣泛信眾的認同，是策略與時機的問題，不是信仰的問題。令人擔憂的是，事件反映出教會圈內原有的嫌隙與矛盾。綜觀自九六年五月以來的言論，由意見分歧至猜疑矛盾、至謾罵攻訐、至水火不容，是極為不幸的。如果教會的群體意識低，如何能培養國民意識？如果基督徒之間尚且不能合一，又如何能與十二億同胞認同？面對九七回歸，正需團結一致之際，教會卻因自籌國慶而嚴重分化。我們反省國民意識、另類國慶之餘，也應該正視教會的群體意識、合一見證。⁴⁶

　　回歸後的挑戰，也許不是如何與中國十二億同胞的團結認同。依筆者看來，回歸後的五年十年（暫且不談五十年），教會自主自決權力、發言參與空間是否仍在，祭司使命、先知勇氣、福音信息是否依然不變，才是香港教會的最大挑戰。顯然地，九七後香港教會空間與香港社會空間息息相關。維護香港主體完整，拓展港人民主空間，爭取港人治港權力，體現「兩制」五十年共存互動精神，才是教會對港人「一國」國民意識的真正承擔。

　　「慶祝國慶或不慶祝國慶，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自由的人。」⁴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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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籌辦「另類國慶」的主因有二：一是港人的國民意識低落；另一是回歸後萎縮的政教關係。本文的焦點只在國民意識上。返回原文

2 不少雜誌也以主題專輯探討回歸意識、國民身分與港人身分。如：〈港人文化身分的思考〉，《明報月刊》，第 368期（ 1996年 8月）；〈疑心、離心、向心：港人身分再思考〉，《明報月刊》，第 369期（ 1996年 9月）。返回原文

3 余達心：〈教牧籌辦國慶的本意與誤會〉，《明報》， 1996年 6月 27日；以及〈不願再作無國之民〉，《明報》， 1996年 6月 28日。返回原文

4 同樣的，「中國」二字的用法也不一定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政治實體。返回原文

5 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強，而「國家認同」弱。參王家英：〈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3期（ 1997年 7月）。返回原文

6 這似乎是馮煒文先生的一貫說法。返回原文

7 現行的「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香港居留權」條例相當複雜，也缺乏透明度，外界所知不多。單是「香港永久居民」資格中的「華人血統」，就沒有客觀明確的界定，只能靠入境處官員酌情處理（吳志森：〈居留權立法的複雜性〉，《明報》， 1997年 4月 24日）。返回原文

8 《明報》， 1997年 4月 30日。返回原文

9 有「差距」並不表示就無法「認同」，但「差距」無疑地對「認同」造成一定的阻力。返回原文

10 〈『一國兩制』信箱〉，《紫荊雜誌》 (1997年 2月 ) : 57。返回原文

11 回歸不僅對香港有重大意義，對中國亦然。把「一國兩制」狹義地解釋為香港回歸後的經濟空間，或以為香港對中國只有經濟意義，是膚淺錯誤的看法。參金耀基：〈香港與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明報月刊》，第 373期 (1997年 1月 )： 18-22。返回原文

12 劉兆佳、關信基：〈關注的旁觀者：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廣角鏡月刊》，第 270期 (1995年 3月 )： 66-77。返回原文

13 在這十二億人口的國家裏，也許只有這一小撮人把「十一」稱為「國家日」。然而，把「國慶日」稱為「國家日」並未能迴避中國政治實體中「國家」與「政權」的緊密關係。尤有進者，如果教會慶祝「十一」，為甚麼不也慶祝「雙十」辛亥革命日？難道「雙十」就不是「國家日」？難道「雙十」就是屬於另一個政黨政權，而不是屬於人民的？為甚麼不贖回「雙十」？如果「十一」可以說是與政黨政權無關的日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雙十」更是如此！返回原文

14 江丕盛：〈「回歸路上」的既濟未濟〉，《時代論壇》，第 465期， 1996年 7月 28日。返回原文

15 這裏的國民意識包括了對中國人身分與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雙重認同。返回原文

16 陳慎慶：〈回應「政權轉易與香港天主教徒的中國人、香港人和基督徒身分問題」〉，《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張家興編 ﹞ （香港：公教教研中心， 1996），頁 319-322；引自頁 319。有關身分建構過程的文章，可參陳文所提的 J. Richard Kendrick, Jr., "Meaning and Participation: Perspective of Peace Movement Participants,"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s and Change 13 (1991): 91-111; Alberto Melucci,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88): 329-348; 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August 1986): 464-481. 返回原文

17 參李潔文：〈政權轉易與香港天主教徒的中國人、香港人和基督徒身分問題〉，《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張家興編〕（香港：公教教研中心， 1996），頁 303-318。返回原文

18 自決權亦包括否決權。從「香港人可以說『不』！」（肯定語氣）或是「香港人可以說『不』？」（懷疑語氣），可以反映出對「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不同詮釋。返回原文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當然，恐怕也沒有幾個香港人可以認同 "God Save the Queen" 的英國國歌。返回原文

20 在教牧的自籌國慶中，似乎亦無法對國旗、國徽、國歌認同。這或許可以作為「另類國慶」的另一解讀。返回原文

21 「不能認同共產黨的超然地位」不等同於「否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一個人未必接受某一個政權是合乎人民意願，但仍可以接受這政權是合乎憲法的。返回原文

22 邏輯上來說，即使憲法明文規定憲法條文絕對不能修改，也只能意味著憲法條文絕對不能修改，絕不能由此推出憲法條文的認同性，或是國家意識、憲法意識。返回原文

23 匈奴人、滿清人已被中華文化所同化。以今日的中華民族定義來看，中國在元、清兩朝不算是亡國了。返回原文

24 中華民國始於 19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 1949年。我們不知道統一後的中國是否會採用新的國名？如果仍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假設中國於 1999年年底統一，那麼台灣的中國人豈不是在慶祝建國八十七年後，又重新慶祝建國五十年？返回原文

25 馮煒文：〈盡了神的義後〉，《時代論壇》，第 456期， 1996年 5月 26日；〈不是神學取捨〉，《時代論壇》，第 458期， 1996年 6月 9日；以及〈一個實驗〉，《時代論壇》，第 459期， 1996年 6月 16日。返回原文

26 馮煒文：〈不是神學取捨〉。返回原文

27 馮煒文：〈盡了神的義後〉。就筆者所知，馮煒文雖然曾經一次提及教會「以祭司的身分，代表國家民族」（同上文），他在這裏以及其他地方論述的實質焦點是國家，不是民族。返回原文

28 余達心的「贖回」主體泛指基督徒群體（community），並沒有清楚指明這就是教會本身。返回原文

29 Ronald Murphy, " 'Na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Ethnicity, ed. Andrew M. Greeley and Gregory Baum, vol. 101, Concilium (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pp. 71-77; John K. S. Reid, "Israel－ People, Nation, State" in The Witness of the Jews to God , ed. David W. Torrance (Edinburgh: Handsel Press, 1982), pp. 42-57. 返回原文

30 撒上八 4-9。返回原文

31 這句話若只是強調「國民」（citizen）與「殖民子民」（colonial subject）的分別，筆者毫無異議。但如果僅僅強調「中國」與「英國」的分別，則是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論調，不是基督教神學所贊許的。返回原文

32 儘管「台獨」與民族情懷、國家立場互相抵觸，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可以以神學支援自己的民族情懷與政治立場。筆者認為，「政教分離」原則首先應該應用在神學上。神學應該慎防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是任何主義（-ism）的侵蝕。神學分歧不應該只是反映民族情懷、政治取向的不同。在今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高漲之際，教會應有批判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偏差的勇氣。返回原文

33 事實上，今日回歸前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就遠比七十年代初殖民統治時的「保釣」來得遜色。返回原文

34 中國政府本著「港人治港」的原則，沒有排斥持外國護照的香港人，容許他們在籌委會、推委會、特區立法會（臨立會）、政府高級公務員（除極少數特定職位外）等機制裏，積極參與香港的政治或行政決策。返回原文

35 保羅與猶太人的衝突在於「恩典」與「律法」的對立。返回原文

36 參腓三 5；徒廿一 39，廿二 24-29，廿三 12-35。返回原文

37 去年五月、六月的各研討會顯然有諮詢性質。在四月廿九日致教牧同工的信件中也清楚表明「若得到五月廿四日及六月三十日與會者的支持，（國慶聚會）便會進行」。亦有自籌國慶發起人表示，「如果做（國慶）就一齊做，如果不做就一齊不做。」（《時代論壇》，第 455期， 1996年 5月 19日；第 457期， 1996年 6月 2日）返回原文

38 反對自籌國慶聲音之「強」與「眾」，可參《思》，第 45、 46期， 1996年 10月（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除了盧龍光外，其餘九位作者都反對自籌國慶。返回原文

39 余達心：〈身分定位與承擔定向〉，《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3期（ 1997年 7月）。返回原文

40 陳慎慶：〈回應「政權轉易與香港天主教徒的中國人、香港人和基督徒身分問題」〉，《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張家興編 ﹞ （香港：公教教研中心， 1996），頁 319-322；引自頁 319。有關身分建構過程的文章，可參陳文所提的 J. Richard Kendrick, Jr., "Meaning and Participation: Perspective of Peace Movement Participants,"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s and Change 13 (1991): 91-111; Alberto Melucci,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88): 329-348; 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August 1986): 464-481. 返回原文

41 歸屬與自豪不一定來自光輝燦爛的歷史。窮鄉僻壤的孩子也可以有強烈的歸屬感、自豪感。返回原文

42 主權回歸亦未必是國民身分的必要條件。在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也可以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中國在七十年代末之前，也曾把所有華裔視為中國國民。返回原文

43 例如，對移民的價值否定，或對另類行為（如，不慶祝國慶）的消極否定。返回原文

44 「一國兩制」不是基督論的「一格兩質」（one person two natures），其建構也不在任何神學基礎上。但是，這不表示我們不可以借用基督論術語或概念來闡明「一國兩制」。返回原文

45 在這另類選擇的信念下，「另類國慶」就有年年籌辦的必要。返回原文

46 國慶事件亦反映出其他值得關注的基本神學問題：例如，如何避免教會因關注國民意識而成為「公民教育中心」？何謂「政教分離」？與政權對話是否就是妥協？堅決表達立場是否就是對抗？本文基於篇幅所限，不能就這些問題作進一步討論。返回原文

47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六 15）返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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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August 22,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