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神期刊﹕香港華人與中國

香港華人與中國
—— 何啟(1859-1914)、胡禮垣(1847-1916)之個案探討
李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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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啟與胡禮垣

何胡之改革言論

政治方面 — — 自由民權說

財經方面 — — 工商經濟與理財專司

教育與學術 — — 力求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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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自一八四一年後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政教逐漸移入本地。而國內以粵、閩兩省為主之華民亦相繼南遷，謀生營商，定居於斯，中華文化亦由是植根本港，中西文化遂得以結集交流，自成一局。¹ 期間英美差會如倫敦傳道會、浸信會、美部會及三巴會等傳教士，相繼由馬六甲、澳門等地轉移至本港，除以香港作為對華宣教之基地外，更在本地建堂宣教，發展教育、醫療、文字等事工。² 其中傳教士所創辦之學校，包括馬禮遜紀念學校、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以及中央書院等，均與傳統中國教育設施有所不同，相繼提供以英語及西方史地、格致等西學為主之課程，從而為香港培訓出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華人精英，自成一新社群。³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歷經世變，內憂外患，國勢江河日下，上述香港華人精英，目睹時艱，血濃於水，由是流露對於國內時局之關注，或回國參與公職，或倡導改革，或投身革命，不一而足，具有基督徒背景則有王韜、何啟、陳子褒、馬應彪、林護、李煜堂、伍廷芳、王寵惠等，此即香港華人信徒對於祖國關懷之源起。⁴ 其中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何啟、胡禮垣共同發表「新政」言論，期盼中國進行改革，為港人對於中國認同以及提供國家出路之先聲，尤受時人注目，並繼而取得近代中國思想史上變法家之地位，故本文即以何、胡二人之生平及其改革言論作為研究對象，藉此說明香港華人對於中國認同之示例。

何啟與胡禮垣

　　何、胡二人均曾先後就讀於香港中央書院，該校為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著名傳教士及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牧師建議港府成立之首間官立中學，該校加強英語培訓，謀求為本地提供官僚與商業人才。⁵ 此為二人結識之由來，並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共同倡議變法，由是知聞當世。

　　何啟，廣東南海人，原名何神啟，字沃生。其父進善（1818-1821，又名福堂），為粵港名牧，屬倫敦傳道會，早年於馬六甲英華書院及加爾各答傳教學校肄業，曾受教於理雅各 ﹔ 一八四六年於香港被按立為該會牧師，於宣教及聖道之研究，均蒙恩賜，故被學者認為乃「近代中國第一位神學家」。⁶ 此外，其父又擅長物業投資，頗有貲財，此即何啟及其兄弟得以先後留學英國，以至學成後回港，開展事業，繼而得以晉身為本港高等華人之因由。⁷

　　何啟既出生於牧師家庭，故出生後立即由理雅各牧師施行洗禮，成為倫敦傳道會道濟堂的會友。⁸ 何氏幼年曾習中文，至一八七零年十一歲進入中央書院，一八七三年十四歲時至英國留學，入讀 Palmer House School，繼而至鴨巴甸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習醫（1875-1879），成績優異，取得醫學士及外科碩士，並通過考試後獲得皇家外科院士銜頭；隨即轉習法律，或謂此一轉變乃其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影響所致。何氏其後進入林肯法律學院（Lincoln's Inn），三年後亦以優異成績取得出任大律師之資格；並於一八八二年，與新婚妻子雅麗氏一同返港，發展律師業務；何氏頗能秉承其父之遺傳，稍後亦在證券交易及土地投資中獲得成功。返港後之何啟，受到港府重視，並出任多項公職，包括被委任為太平紳士（J. P., 1882）、公共衛生委員會非官守委員（1886-1896），以及香港議政局議員（1890-1914）。何氏並先後創辦聖士提反男校（1902），出資支持倫敦傳道會開辦雅麗氏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 此即今日那打素醫院之前身， 1887），以及創設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1877）。由此可見，何氏對於香港之政治與社會貢獻良多，使其成為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華人之領袖，並獲得英廷授予爵士勳銜。⁹

　　此外，近代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於一八八七年進入何氏所創辦之香港西醫書院就讀，何孫二人因而建立師生關係，隨著孫中山倡導革命，何氏亦於興中會時期參與其事，由是更見知名於當世。¹⁰

　　綜上可見，何啟實為清季香港華人信徒之傑出者，因其留學英國，研習醫學與法律，由是深悉西學，兼且目睹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國富民強，以及其政教之優越，回港後，又參與公務，對於英國制度運作具有實際之經驗。凡此種種，皆為何氏倡導中國改革藍圖之所本。隨著清廷對外不斷失敗，喪權辱國，何啟毅然而起，聯同胡禮垣批評時政，發表言論，並為中國提供一套救時的改革方案，由是引起國內官紳之注目。

　　何啟於清季所發表的救時言論，多與胡禮垣共署發表，故何胡並稱。胡禮垣之出身背景與何啟有異，但對基督教之信仰，則抱持平與接納之態度。¹¹

　　胡禮垣，字榮懋，號翼南，又號逍遙遊客，出身商人階層，一八四八年生於廣東三水縣。其父獻祥，號敏之，為一與太平天國起事分子具有關係的商人，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攜同家人避亂流寓香港，從此定居本地。胡氏早年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十歲起攻讀四書五經，擅長於文學，繼而參加縣級童子試，「輒冠其曹」，可惜其後屢試不第，遂放棄科舉，不循仕途出身，曾追隨時就讀香港聖保羅書院的伍廷芳學習英文，故胡氏中英語文均具良好基礎。一八六二年十四歲時，在其父親安排下進入剛成立的香港中央書院（時稱大書院）就讀，故與何啟份屬校友。一八七零年二十二歲時，以優等成績畢業，獲得留校擔任教師，任教中文三年，期間並在胡父經營的航運公司兼職，並曾多次投考香港政府公務員職位，可惜未能成功，稍後並一度在清季著名變法家先驅王韜（1829-1879）所創辦之《循環日報》擔任翻譯，由是與王韜成為知交，估計王韜對其變法思想之形成，應有一定的影響。¹²

　　踏入八十年代胡氏壯年時期，胡氏一度回國任職於鄭觀應（1842-1922）所主持的上海電報分局，任職翻譯，並譯《萬國電報通例》一書，又與該局唐心存合著《量電淺說》 ﹔¹³ 稍後於香港創辦《粵報》，三年後因經營不善而告結束 ﹔ 又翻譯《英例全書》，可惜未受注意，隨即南下北婆羅洲，拓殖營商，並深受該地蘇祿國蘇丹賞識，邀其會面，協助開發及建設，胡氏隱然已見政治之幹才。其後返港繼續經商，於甲午戰爭前後（1893-1895），北赴日本大阪、神戶兩地發展家族業務。旅日期間，因目睹日本全國君民上下一心，一致對外，擊敗中國，感觸尤深，從而刺激其變法思想的形成，遂與何啟合作發表改革言論，出版《新政真詮》一書，由是知聞於當世。¹⁴ 至五十一歲後，胡氏退隱泉林，仍然著述不輟，又留心考察各國政治得失，常至何啟律師樓，¹⁵ 與其研究法律，並開始注意中西哲理的探索，尤好佛學，其後且倡導世界大同，深受史家推崇。¹⁶

　　綜上可見，胡氏出身商人家庭，幼年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獲悉西學新知，習染西方文化，其後投身社會，從事教育、新聞、翻譯、拓荒及商業等工作，具備近代專業知識，且北返國內，南下婆羅洲，客居於阪神區，閱歷漸富，此為其日後得與何啟共同議論時政，提出改革方案，成為清季著名變法家之因由。

何胡之改革言論

　　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適值列強擴大對華侵略，由蠶食中國沿邊藩屬越南、朝鮮等，以至於中國境內建立「勢力範圍」，攫奪路礦利權。時清廷無力應付，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易取易攜，國勢一落千丈，亡國迫近眉睫，清季知識分子大受刺激，紛紛起而救亡，促成近代中國改革與革命運動興起。何、胡二人雖身處南天海角之殖民地香港，亦感同身受，¹⁷ 關心國事，倡言「新政」，憑藉二人中西學養，遊歷觀察，投身實務，洞悉世情，對於其時中國的時弊，一目了然，二人遂結緣於文字，綜覽時勢，提出對中國進行改革應該注意之方向及可行之途徑，其言論足以使國內官紳為之動容。¹⁸ 綜觀何胡二人之變法言論，皆見其合著之《新政真詮》一書，¹⁹ 下文試就該書所論，說明何胡二人對於中國改革路向之觀點，其主要內容包括政治、財經及教育學術三方面。

政治方面 — — 自由民權說

　　十九世紀為清朝治亂興衰轉變的關鍵時刻。在兩次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之亂後，朝野始謀求革新以應變，由是有自強運動之出現，倡行「師夷長技以制夷」，講求模仿西藝、強化國防，抵禦外侮，此即駐英公使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之言論所據 ﹔ 而何啟、胡禮垣二人即由此起而共論其失，斷言中國當前問題不在於國防外交的建設，而在於修明內政，認為應以政治層面的改革為優先要務。²⁰ 其時內政敗壞，以吏治最為嚴重，主要為官吏無能與貪污，以賄賂、乾沒、陋規為事，且司法律令不公，濫刑枉法，因而大失民心，何胡遂揭櫫保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作為立國之根本，而以整飭吏治，務在得人，作為因應的對策。顯然，此為具有傳統經史素養的胡禮垣的主張，旨在尋求借助儒家民本思想與尚賢理論，刺激時賢對於當前政治流弊的關注，以及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²¹ 從而提出其澄清吏治的方案，包括（一）起用熟悉新政的人才，亦可任用洋人，以其為行西法的「熟手」；廢科舉，棄用八股經義之士，廢捐納，止絕濫進之徒；進而設立新式學校，分科講授，培訓專才。（二）官員俸薄受賄，為貪污的根源，故必須提高官員俸祿，高薪養廉，且可吸引相關人才求仕從公。（三）注重司法改革，參酌中外法令，西方法律尤需採納，胡氏即曾譯有《英例全書》以供參考，建議設立陪審員及律師制度，謀求司法審判公正。²²

　　甲午戰後，目睹日本取法英國君主立憲政體而走上富強地步，何、胡深信英、日兩國採行此一「重民權」的憲政模式，為當前中國改革所必須依循的根本路向，從而提出其對政體改革的要求，並由中、西政治史的比較，說明英式君主立憲的「先進性」及其制度的運作。²³ 現將何胡政體改革言論列述如次：

　　其一、批評中國君主制度的流弊。謂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行郡縣，建立君主制度，此後施行二千年，直至清代；認為君主制度乃「無道之法」，因為「君臣之間各能自便其私計」，這一以私為政的制度，自然難望其長治久安。²⁴

　　其二、中西民權演進史例的提示。指出中國民權早已盛行於號稱「治世」的三代，近世民權創始於英、法兩國，自法國拿破侖以武力推行民權，盛行歐陸，海禁大開，自西徂東，繼之者為日本，並謂堯舜三代之隆，與泰西富強之本，皆由於重民權之故也。²⁵

　　其三、闡釋西方自由民權思想。何、胡於「勸學篇書後」，批評張之洞保持儒家「三綱說」的錯謬，指出此非孔孟之言，乃漢儒、宋儒為君權合法化的解說。何、胡直斥「三綱說」有違人道，從而為西方自由民權學說鋪路，此說乃天賦人以性命，並給予自顧性命之權、保其身家之權，以及使人有「率性」的自由，此即所謂天賦生命、財產與自由的權利；而成於人則為具有「自主之權」。何、胡由是將西方十八世紀自由主義及天賦人權論引入其「復民權」的變法言論中，促進民眾對政治權利的覺醒。然而上述自由人權為抽象理念，不能自行，故需落實於民權的行使，如此則有賴於制度的設立及運作，此即君主立憲代議政制之所由生。²⁶

　　其四、西方君主立憲代議政制的建立。胡氏以復民權、伸民志作為引入西方民主政治的口號，然而中國歷經二千年君主制度後，其國民性已轉趨溫和與被動，故「欲復民權，須由君上」，遂主張政體的改革宜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憲政體，而以英國虛君立憲政體最為理想，並主張效法英國，²⁷ 設議院、立議員、行內閣官制，以及實施地方自治等制度。

　　關於設議院、立議員，何胡提出設立省、府、縣三級地方議會；分別由當地的進士、舉人及秀才中，選任議員，任期三年；而縣級議員須具秀才資格，由該縣年滿二十歲讀書明理的男性「公舉」，而府級議員須具舉人資格，由當地的秀才公舉產生；省級議員須具進士資格，由當地舉人公舉產生；各省議員每年於首都集會一次，以宰輔為主席，議決國政，並於全國分設四都會，議員集會，議決各省省政。

　　關於設立內閣官制，君主雖為國家元首，然其行政權則交由官員行使，議設內閣官制，立宰相一人，下設八部，由原有中樞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重整、增添而成；吏、禮兩部合為內部（內政部）；維持兵、刑、工、戶四部，增添商部（經濟部）、學部（教育部）及外部（外交部），合為八部，各有專司，而以商部列為第一、學部列為第二，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以培養人才為跟進，謀求富國。內閣宰相及八部之長均由各省議員提名，由宰相親自選任部長，任期均為三年，由天子任免，定其去留 ﹔ 國家事務則由議員議決政令，再交由負責行政的內閣執行。²⁸

　　關於地方自治，何胡於庚子拳變前後，於〈新政變通〉提出「批賃之法」，為其地方自治思想的萌發。此法乃由中央將十八省之地出租，任由各省承批；或各省願意承批其地，則向國家租取；訂立章程，規定年限；由督撫負責各省的承批，至府、州、縣則設立議員，自理政事，而各省則須向中央上貢賦稅，並需酌量增收一至二倍不等，使中央財稅收入增加，解決財困；就政權分配而言，中央負責「軍政」，而地方則負責「民政」，各得其所，並藉此防止外人對國土及國家利權的「窺伺」和「覬覦」。何胡此一「批賃之法」顯然源出近世商業專利批發經營的概念，藉此謀求各省自行分治，首先自立，而後使國家亦由此自立。²⁹ 胡氏稍後又於〈後總序〉中重申地方自治的政治理念，明言各省實行省自治，由督撫負責推動新政，達成富強的目標，並以德國及美國的「邦聯體制」，作為日後中央與地方權力重整的模式，由此可見，此乃將「中央集權」改為「地方分權」的政治建議。至此，何、胡借助西方民主政治改革中國政體的新政藍圖，益臻完備。³⁰

　　綜上可見，何、胡以澄清吏治作為其政治改革的起點，最終謀求推行代議政制，成立民選議會取代傳統君權，作為長治久安的辦法，從而產生民主政治下的新官僚制度，使君主時代的官僚專制所形成的政治流弊一掃而空；並且藉著政權的開放，使君、官、民的關係重新整合而達致國家的富強。

財經方面 — — 工商經濟與理財專司

　　甲午一役，清廷戰敗，割地賠款，對外舉債，中國財用極為緊迫，故對內加厘加捐，開徵新稅，以至發行名曰「昭信股票」的國債，苛稅重剝，民生益困，且國內商貿不前，生產困頓，面對上述的財經危機，如何裕國課以足財用，即為何胡於甲午戰後最所關懷者，其方法乃對經濟與財政進行改革。³¹

　　就經濟改革而言，胡氏在民本思想主導下，強調愛民，而愛民則以富民為先，而富民之道，則在興商，認為一國興亡與商業經濟具有密切關係，提出重商主義，³² 一反傳統「重農輕商」的觀念，此乃受到英國商業冠絕寰宇稱雄於世的影響。其要點在於重視商人地位，宜選拔商人出任新設議院的議員，認為振興中國首在商民，十萬豪商勝過百萬勁卒，並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亦重視商人。³³ 其次，主張發展私人民間企業，建議政府推行獎勵、扶助工商業的政策，包括：（一）給予成功工商企業及技術發明者「功牌」，後者並給予專利；（二）成立商部，聘請國內外華商為「部員」，推動工商業投資及留意保護華商；（三）廢除種種阻礙私營工商業的限制，如廢除厘金，實施保護關稅政策，促成國內產品行銷，而最重要則為（四）終止「官督商辦」，蓋官督則與民爭利，且官僚容易藉權假公濟私，抽取公款，中飽私囊，惟有商辦始能確保私營工商企業的經營，並可引入「洋股」，吸納外資及技術，近代工商業始有發展機會，甚具卓見。³⁴ 最後，對於工商業的發展，何胡認為應優先發展鐵路與輪船兩種新交通，原因乃「鐵路一到則成都成邑」，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而廣設輪船，發展遠洋及內河水運，則可帶動商業的發達；且中國物資豐富，政府宜協助民間發展農、牧、工、礦等生產事業，刺激全體經濟的「起飛」，達成「庶物繁昌，民財必阜」，民富則自然國富，此因財稅收入充裕。顯然十九世紀英國自由經濟及工業化導致民富國強的先例，無疑為何胡最為期盼的經濟改革。³⁵

　　就財政改革而言，何胡指出當前國家財稅毫無盈餘，原因在於官吏層級中飽，故有必要整理現有稅制，其法首先清查與調整國家稅中的地稅、鹽課，並將土藥、常關、厘金三種稅項併入洋關合而徵收，至於各種雜項餉捐如差餉、牌照餉項等亦須整理，藉此增加稅收。其次，成立理財專司，負責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其一，地方稅則由城鄉的地方官及紳耆自設「善後局」或「公務局」，負責徵收地方房屋租項及各種餉項，並將所得稅款應用於當地治安、福利、醫療、教育等各種地方事務的開支上，藉此利民、便民；其二，於國家稅方面，則由戶部專責全國財政的「總司」，編制全國財政預算，公佈年度收支帳項，並於各省分別成立地方層級的「庫務司署」，負責本省及各級行政單位的財政預算及各項收支；其三，全國各地收得的國家稅項，另設「國家銀行」，負責稅款的匯寄，不再交由地方督撫胥吏等「理民之官」經手，避免中飽。上述新設財政專司等各機關，皆源於西方國家之制度，故倡行之始，必須起用洋人，借其專才協助辦理，藉此掌握西方財政體制的運作，若能實行，則國富在望，而外侮自然可除。³⁶

教育與學術 — — 力求西學

　　清代行科舉制度以選拔官員，而以八股、經義作為考試內容，故其教育即以文字、經學兩者為士子勤習的知識，是為科舉選官的教育，而所培訓和選拔出來的人才，何、胡認為大多屬於「浮學不能用世」，選任為官後則因俸薄而多不法，因此認為科舉取士流弊甚多。其時西力東漸，國人始悉西方列國富強自有其「法度」，如何學習西國的法度，此即西學之所由生。胡氏前所主張政治行君憲，經濟重工商，在在需要專業人才，而舊有科舉選官教育的出身者，自然難以符合其要求；故此胡氏一針見血地指出「八股經義之法」，以及「科第用人之法」均須廢除，而其相應改良之道，則在於教育上「力求西學」 ﹗³⁷

　　至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張之洞相繼倡導變法。康有為認為西方立國富強的本末，皆與儒家經義相合，故以經義為變法的根據；³⁸ 張之洞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變法的宗旨，³⁹ 對傳統中國學術採取肯定態度，並在此一前提下吸納西學。何、胡認為康、張之論，皆足以混淆視聽，影響變法，遂提出其對中學、西學宗尚及學習的論辯。⁴⁰

　　何、胡首先批評康氏崇尚儒家經義可以治事，謀求通經致用，此一「宗經」思想屬於「泥古」的變法觀點，不知世局已然變化，新事物不斷湧現，「宗經」無疑與時代脫節，並指康氏變法既「欲學泰西之富強，而於其所以致此之由，則全然不問」。繼而又指出古今制度，因時代不同而有差別，經書所載的古事，未必適合當前變法所需 ﹔ 退一步而言，即使「學古非不可以通今」，但為何不「以今通今」，即學習同時代的西學，因其為當今科學文明進化的成果。胡氏「厚今薄古」至為明顯，而西學既為西方富強之所本，從而點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理論的錯失，故此欲行變法，當前急務，須以西學為本，而學校教育則須以西學為主。⁴¹

　　至於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理論，何、胡繼續批判，謂其於「勸學篇」所提出的「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皆屬不當，認為學術「無其內，安得有其外」，中學、西學不能以內外、體用將其劃分為二，蓋各自有本末、體用，即西學本身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故此學習西學，抱持內「舊」而外「新」，勢必難以把握西學的本質及精義；且就學習歷程而言，由通中學而再兼識西學，曠日彌久，而新政改革為當務之急，難以久待，由此可見，著重中學將會阻礙對西學的學習，而富強的期盼也許遙遙無期，既然西學為富強之本，自應「力求西學」。⁴²

　　何、胡隨即從中西學術比較中透露西學的範疇，認為中國之學，除文字艱深難學外，經史詩賦皆為虛學，不能治世，然而不可完全廢除，此乃「國粹」，為民族文化的精華，「堅致精瑩，其光莫掩」 ﹔⁴³ 而西學則為實學，為用世之學，並將「百數十種」西學簡化分類為天學、地學、人學；天學即神科，包括神學、數學；地學即醫科，包括工藝及自然科學；人學即律科，包括人文與社會科學，皆專門之學，難以兼通。上述學術分類顯然不甚精確，然而胡氏已經能夠體認近世知識專業分工的特質。而學習西學之道，則為廣設學堂，先學中文作為基礎，繼而分科學習理、工、醫、農、礦及軍事等專門學科，聘請留學生或外人為教師，採行西法教學，修習完畢後，參加考試，合格者頒發憑照（文憑），不限名額，藉此培養實學的專才 ﹔ 此批學堂出身人才均可出任政府公職，或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此即建立近代新式教育培訓專業知識分子的教育改革論。⁴⁴

結論

　　何、胡為出身殖民地之改革思想家。香港地處邊陲，至一八四零年代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政教移植本地，成為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時清政府對外交涉頻仍，而屢遭挫敗，朝野反省，不得不向西方追求「富強」之真理，謀求國家之現代化，藉以振頹起衰；香港既為近世西方霸權英國管治之地，西方先進事物往往首先引入，以教育為例，如早於一八六二年即成立以英語教學為主的「中央書院」，招收香港華人就讀。眾所週知，其時掌握西方事物，尤賴英語之通曉，而由香港殖民地教育下，培養出來的一批具有掌握英語而了解西方事物之華人精英，身處清季民國大時代變動中，未忘祖國，並且相繼流露關心國事之情懷，均思回饋祖國，其類型包括「改革型」思想家之胡禮垣、何啟；「革命救國型」之孫中山；以及眾多服務於清末民國政府之「技術官僚型」，包括陳錦濤、王寵佑、王寵惠、伍廷芳、梁誠、梁敦彥、張煜全、羅泮輝、謝恩隆等人，此即論者所謂「香港英才為中用」。⁴⁵ 而何、胡即憑藉其中西學識，縱論時局，向中國提供學習西方之富強藍圖，由是以殖民地華人精英而取得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改革家」之地位。就何、胡二人所提出之改革方案而言，政治方面強調重民權、行君憲，謀求建立代議政制，使中國自由民主化；經濟方面則提出重商主義、發展工商業，促使中國工業化；教育方面則主張學習西方知識，建立新式教育體制，培訓專業人才。上述建言，遂成為清末時代的共識。至一九 ○ ○ 年庚子拳變後，清政府迫於時勢，終於決心推行「新政」，籌設君主立憲，興辦新學堂，發展工商企業，⁴⁶ 此何、胡改革思想初步獲得實現。可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告終，而改革難以為繼。此下民國時期 (1912-1949)，內憂外患，動亂相尋，中國富強，無由得見；直至當代，何、胡首重政治民主化之理念，仍未完全體現。

　　綜觀何、胡二人，身處殖民地之香江，由是得以洞悉西方富強之因由，目睹故國滄桑，關懷桑梓之情油然而生，遂發而為改革言論，期盼中國富強。就此而論，二人無疑為透過思想言論，促使香港與近代中國結合成「生命共同體」推動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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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 ﹕ 中國學社， 1961），頁 1-8、 257-265；又參陸鴻基：〈香港歷史與文化〉，《香港文化與社會》〔冼玉儀編〕（香港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5），頁 64-79。陸氏指出香港為一中西文化交匯而成的獨特社會。返回原文

2 李志剛：〈早期傳教士由澳遷港之事業及貢獻〉，《神學論文精選》（香港 ﹕ 道聲出版社， 1993），頁 14-18。返回原文

3 Ng Lun Ngai-hai, Interaction of East and West --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1-156；又參 Linda Pomerantz-zhang, Wu Tingfang(1842-1922) --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25。返回原文

4 關於香港基督徒關懷祖國之行動表現，可參李志剛：〈民國以前香港基督教之本色化事業及其影響〉，《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 ﹕ 宇宙光出版社， 1989），頁 235-276。返回原文

5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pp. 49-79. 返回原文

6 參 Lauren Pfister, "A Transmitter But Not a Creator － The Creative Transmission of Protestant Biblical Tradition By Ho Tsum-sheen,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Theologian"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1996)一文。返回原文

7 參 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9-132。返回原文

8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ong Kong － Register and Record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of Events Connected with the Mission (1939), 1205, 何神啟條記 , "son of the Ho Fok Tong, went to England in 1873. He was born 9th March and baptized in April the same year by Dr. Legge." 又參李志剛：〈民國以前香港基督教之本色化事業及其影響〉，頁 247。返回原文

9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23; Tsai Jung-fan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He Qi (Ho Kai, 1839-1914) and Hu Liyuan (1847-1916)," Modern China , 7, no. 2 (1981): 199-201; 又參王誌信：《道濟會堂史》（香港 ﹕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86），頁 13-15。返回原文

10 何啟參與孫中山之革命活動，參吳倫霓霞：〈興中會前期（1894-1900）孫中山革命運動與香港的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期（1989） ﹕ 220-221。返回原文

11 胡氏認為教會興辦之教育、醫療、文字及社會慈善工作，乃「功德無量」，故不宜反教，並謂「外洋之教，由格致誠正以至於盡人達天，無一不與儒者之道相為表裏 … …」，見胡禮垣：〈新政安行〉，《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頁 327-334。返回原文

12 陸廷昌：〈胡禮垣先生事略〉，《大陸雜誌》，第 29卷，第 3期（1964） ﹕ 80﹔ 又參胡禮垣：〈致伍秩庸（廷芳）書〉，《胡翼南全集》（香港重印本， 1983），卷 59，書札上，頁 6，內謂「先生為垣五十四年前英文之業師 … …」。又參 Tsai Jung-fang, "Comprador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Ho Kai (Ho Chi 1859-1914) and Hu Li-Yu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5) , pp. 9-14。返回原文

13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鄭觀應集》〔夏東元編〕（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上冊，頁 1001-1002、 1565。返回原文

14 參李金強：〈胡禮垣〉，《中國歷代思想家》（台北 ﹕ 商務印書館， 1997）一文。何、胡二人合著《新政真詮》一書，為二人變法主張之所本，前此學者均認為此書多由何啟以英文發表，胡禮垣繼而翻譯為中文，變法主張皆出自何啟，然根據本文對何、胡著述角色之研究，並非屬實。《新政真詮》全書合共九篇，除首二篇〈曾論書後〉（1887）及〈新政論議〉（1895）為二人「商榷而成」外，其餘七篇包括〈新政始基〉（1898）、〈康說書後〉（1898）、〈新政安行〉（1898）、〈勸學篇書後〉（1899）、〈新政變通〉（1899）、〈前總序〉（899）、〈後總序〉（1900），主要為胡禮垣自撰，從而提升胡禮垣於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之地位。又關於《新政真詮》之出版經過，參方豪：〈清末維新政論家何啟與胡禮垣 — — 兼記「新政真詮」二次重印的經過〉，《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 ﹕ 學生書局， 1964），頁 2105-2118。返回原文

15 Tsai Jung-fang, "Comprador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pp. 14-18. 返回原文

16 汪榮祖：〈論胡禮垣的大同思想〉，《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 1983），頁 177-194。返回原文

1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 ﹕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頁 299。甲午戰後，何、胡二人會面，「… … 客臘晤談，相與嘆時事之日非，傷神州之板蕩，又復情不能已 … … 。」見何啟：〈新政始基序〉，《胡翼南全集》，卷 7，頁 2。關於何、胡二人愛國思想的萌芽及形成，參 Tsai Jung-fan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pp. 204-209。返回原文

18 嚴復謂其讀《新政真詮》，則「洒然異之」，見《嚴復集》〔王栻主編〕（北京 ﹕ 中華書局， 1986），第三冊：《與胡禮垣書》，頁 594；又〈新政論議〉被梁啟超列置於其所編《西學書目表》。返回原文

19 《新政真詮》一書之內容，參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pp. 135-153。返回原文

20 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71-75； Chiu Ling-yeong, "Debate on National Salvation－ Ho Kai Versus Tseng Chi-ts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 (1971): 33-51。返回原文

21 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新政安行〉，頁 78-79、 86-87、 92、 100-103、 318-320。關於儒家孟子政治思想所強調民本與尚賢理論，參徐復觀：〈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台北 ﹕ 學生書局， 1979），頁 134-137。返回原文

22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康說書後〉，《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106-108、 109-111、 124-127、 165、 253；並參葉仁昌：〈清末的官僚改革論 — — 何啟與胡禮垣的個案研究〉，《法商學報》，第 28期（1993） ﹕ 132-144；丁寶蘭：〈胡禮垣、何啟評傳〉，《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5），頁 293-295。返回原文

23 何啟、胡禮垣：〈新政變通〉，《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457-458、 491-492，「歐洲新政，英國為祖，亞洲新政，日本為先 ....」返回原文

24 何啟、胡禮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242。返回原文

25 何啟、胡禮垣：〈康說書後〉，頁 270-271；〈新政變通〉，頁 460-466；並參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 ﹕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1980），下冊，頁 820-822。返回原文

26 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353-356，並參蕭公權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頁 819-824；又何、胡民權思想乃受英國古典自由主義之影響，參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56-157。返回原文

27 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頁 409，「… … 國為君主，獨重民權 … … 若是者，今之英國，其足為中國之法哉。」返回原文

28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頁 114-117、 136-138；並參葉仁昌 ﹕ 〈清末的官僚改革論〉 ﹐ 頁 144-153，指出何、胡之政治改革理念，乃謀求以代議政制掌握官僚制度，突破傳統中國政制中官僚之獨斷。返回原文

29 何啟、胡禮垣：〈新政變通〉，頁 504-516。返回原文

30 何啟、胡禮垣：〈後總序〉，《新政真詮》〔鄭大華點校本〕（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4），頁 52-60。何胡關於地方分治之言論，為蕭公權所首先注意，參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頁 824-825。返回原文

31 何啟、胡禮垣：〈新政始基〉，頁 181-182。返回原文

32 清季重商主義之興起，可參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期上（1972） ﹕ 207-222。返回原文

33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頁 120-21、 167-168﹔ 又參 Tsai Jung-fan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p. 202。返回原文

34 何啟 ﹑ 胡禮垣 ﹕ 〈新政始基〉，頁 203-208。何、胡二人受英國自由經濟思想之薰陶，故反對政府干涉商業，認為「官督商辦」有礙商業發展，參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析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 1983），頁 36。返回原文

35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頁 129-131。返回原文

36 何啟、胡禮垣：〈新政始基〉，頁 219-241。返回原文

37 何啟、胡禮垣：〈新政變通〉，頁 481-484。又近人對科舉制度之批評，並參陳啟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台北：文星書店， 1962，重印），頁 13-17。返回原文

38 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康有為政論集》（北京 ﹕ 中華書局， 1981），上冊，頁 238。返回原文

39 關於張之洞之「中體西用論」，可參王爾敏：〈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晚清政治思想論》（台北 ﹕ 學生書局， 1969），頁 80-100。返回原文

40 蕭公權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頁 817-819。返回原文

41 何啟、胡禮垣：〈康說書後〉，頁 266-271。返回原文

42 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頁 370-372、 392。返回原文

43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頁 112；又參葉仁昌：〈傳統的批判與轉化 — — 何啟與胡禮垣的合理性與實用主義〉，《法商學報》，第 30期（1994） ﹕ 142-172。葉氏指出何胡二人雖然對傳統進行批判，然仍提出傳統中可供轉化為維新之合理性與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念。返回原文

44 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新政變通〉，頁 109-113、 502-503。返回原文

45 K. C. Fok,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Serving China: Interpreting th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in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0), pp. 15-32. 返回原文

46 Chuzo Ichiko,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1910-1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 II, part 2, pp. 375-415. 返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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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August 26,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