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適逢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來華兩百周年紀念。其實，一百年前，在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也曾經以大會的形式來紀念，這就是1907年4月25日到5月8日，在上海召開的在華傳教士百年大會。那次會議規模空前，1,170名與會代表就十二個題目進行深入討論，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和公開信。大會不但回顧過去一百年新教在華的傳教事業，而且也前瞻新世紀中傳教事業未來的走向。檢視大會的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傳教士對在新世紀實現教會合一抱有很大的期望，而且在思想和實踐上把傳福音與傳播西方近代文明結合在一起，對「不平等條約」和西方列強武力的保護採取有條件的接納態度。總的來說，那次大會充分展示了十九世紀以來，傳教士在神學指導思想和傳教實踐上的合一，表達了把中國從精神到社會全方位改造為一個基督教文明的抱負，並勾勒了基督教事業在二十世紀令人歡欣鼓舞的發展前景，其基調是非常樂觀的。

今天，在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二個世紀結束的關頭回顧那次大會，最觸動人心的，恐怕是大會結束之後不久，在中國教會內外出現的，與大會的樂觀基調和期許落差甚大的一系列重大發展。1907年，大會的餘音尚存，教會內部在神學等方面的分歧已愈演愈烈，令「合一」的夢想成為泡影。在教會外部，整個滿清王朝在四年後就灰飛煙滅，新的文化思潮和社會運動接踵而至，根本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面貌。教會在經過與社會短暫的和諧相處後，很快就面對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激進意識形態的強勁挑戰，常常陷於被動、自衛的境地。傳教運動和本地教會與西方政治力量和文明的交纏，不但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消解，反而被進一步發揮，用來把傳教士乃至中國教會定性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和文化侵略的先鋒」，成為中國基督教揮之不去的歷史重負。教會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不但未見到基督國度從勝利走向勝利，反而經歷了比十九世紀更甚的重大波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徹底失去了生存權。1907年，大會致母國教會的信中有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在何為失敗，何為成功的問題上，歷史的結論常常與當時人們的看法相反。」審視中國教會在二十世紀的遭遇，不得不說歷史已經對1907年大會的許多重要觀點和決定做出了論斷。當然，每個時代的人群都有自己的盲點，我們不必因此而苛責前人。不過，後來歷史的發展是如此出人意料，使得1907年的大會蒙上些許悲劇的色彩，讓後人禁不住扼腕歎息。

今天，當我們站在又一個世紀的轉折點上的時候，也許會發現當下的情景竟與一百年前頗為相似。教會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波折，甚至是消失之後，終於自八十年代以降迎來了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不但重新冒起，而且增長迅速，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中產生了可觀的影響力。教會在中國「起死回生」，成為普世基督教界廣為傳誦的一段佳話。這不禁又讓我們想起1907年大會致母國教會信中的那句話，而驚歎歷史演變的奇妙。但是，一百年前那次大會之後教會的遭遇會不會重現呢？在今日全球教會對中國大陸教會當前和未來的發展充滿讚美和期待之聲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危機。如果我們能在二十多年的成長面前保持冷靜和清醒的頭腦，多正視問題，多察覺困難，多做反省，未雨綢繆，及時調整；如果我們能夠特別記取1907年大會的教訓，那麼多少有助避免同一悲劇的重演，無愧於前人的赤膽忠心與艱苦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