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神期刊﹕身分定位與承擔定方向

身分定位與承擔定方向
— — 神學探索與實踐
余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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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反思

波蘭教會經歷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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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百多年來香港人被摒於政事門外，問政無由，以致港人長期對政治抱著極度冷漠的態度。七十年代末，隨著教育普及與經濟迅速發展，市民的政治覺醒及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同時，香港社會亦日趨複雜，各類的社會問題相繼湧現，市民的社會參與大增，而政治參與卻幾近於無。政治參與的機制到八十年代初仍未建立。¹ 不少港人對於無權參與決定自己的社會、經濟政策感到極端無奈，而其有限的參與多是反應性 (reactive)，並且是零散的 (incoherent)。 ² 或許對港人的社會心理影響至巨的是關乎香港的未來。於此，港人的無能感更為明顯。八 ○ 年七月，英國修改國籍法的白皮書發表，表示其對二百六十萬擁有英籍的香港人放棄責任。與此同時，中英談判的序幕揭開，港人更被一種帶有怨憤的無奈感籠罩，因為關乎他們前途命運的決定，是他們無權參與的。在談判起始，中國便以不容許「三腳凳」局面出現的原則，嚴拒香港人在中英談判中扮演任何角色。當時不少香港人感到不被尊重，他們自覺不被視為歷史主體，一切只由人擺佈，而決定他們命運的卻不一定是他們信任的人。極度的無能感油然而生。港人曾一度寄望於政制民主化的步伐加速，但爭取八八年實施直選的結果卻令不少人失望。曾熾熱一時的政治參與情懷，亦因此冷了一截，香港的市民仍無奈地做著沉默的大多數。同時，「六四事件」令本來的疑慮憤懣激化。六四使香港的社會心理經歷重大的變化，不少人由沉默接受轉為積極抗爭。然而面對政治現實，港人又要抑壓抗爭的情緒。無奈的憤怨積壓心頭。港人對政權、權柄、權威都有頗強的懷疑與抗拒的態度。少數人決心以行動抗爭到底，大多數人卻只能無奈地繼續沉默。但亦因如此，港人變得異常政治敏感，動輒把政治含意或猜測賦於一些現象、言論或行動上。同時六四使不少港人對中國本來非常正面積極的認同，變得異常困難。六四的情結一日不解，港人的身分割裂感便揮之不去。當回歸日近，中國權威的壓迫感越來越重，令港人與中國認同的困擾也日顯真實。當人們感到自己對社會無能為力時，他們便會轉為自我中心，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將擴張，而香港正陷入這種情況。

　　香港教會應怎樣幫助港人在面對轉變中放下被動無奈的心態，積極地尋求參與的空間，擺脫自我中心的生命形態？她是否看到香港需要安慰與盼望，以致港人不自棄或放肆？基督教信仰是否能提供這種轉化的動力，使港人本來充滿疑慮、消極的眼界變為充滿期待、積極關切的心態？這是此刻非常重要的牧養課題。

波蘭教會經歷的啟迪

　　波蘭團結工會領袖之一的女神學家 Halina Dabrowska-Bortnowska 在一九八九年底 Pax Christi 的國際會議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Poland"，³ 對香港教會面對當前的處境，有不少啟迪。 Bortnowska 在這篇文章中告訴我們，波蘭人民長期在專政的壓制下如何產生一種抗拒與國家認同及投入的心態。他們感到與自己的社會割離，而四種心態亦瀰漫在波蘭的社會：

　　（一）沉默被動的心態 (quiet passivity)。人民被摒於參與的門外，他們感到無能，因而對任何事都不願作積極的回應。

　　（二）懷疑不信的情緒 (mistrust)。人民對政府所作的事都抱懷疑的態度，他們通常會在心裏說：它又來另一套對付我們了。

　　（三）無辜的感覺 (sense of innocence)。人民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對國家的現況無須負責。

　　（四）自我中心的心態 (egocentricity)。人民沈緬於自己所受的傷害，注目於自己的苦痛與困難，以致看不到更遠更大的圖像。他們也變得非常自衛。

　　 Bortnowska 認為此等社會心理是對波蘭人民最嚴重的打擊，也是教會最大的挑戰。教會如何能醫治這種心靈創傷？她認為教會當時需要做的是首先安慰，然後挑戰同胞。人民需要安慰與肯定，無論在任何處境，他們仍可以熬過去，仍得有盼望 ﹔ 轉變將出現，他們仍需努力。當人民得安慰後，教會便需要向他們發出挑戰，叫他們看到上帝給他們的任命 (vocation) 就是無論在何種境況都得繼續做一個自由、獨立、有愛心並負責任的人。於是教會鼓勵他們將被動的情緒轉化為主動的心態，積極地去作一些他們可以作的事情，就是彼此安慰、關顧和建立團結 (solidarity)。團結幫助他們消減恐懼，加強盼望。同時，教會亦致力建立信任，消除猜疑，並且幫助人民克服內心滿溢的仇恨、算帳的心態，使他們看到：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國家而不是算帳。教會亦需要幫助人民消除內裏的無辜感。當時社會有一流行的口號：「沒有自由，就沒有責任」 (No responsibility without freedom)，而教會便需表達異議，說服人民這並非出路；並且即使自由的代價極高，他們仍需要負起責任。 Bortnowska 認為消除「自我中心的心態」是教會最感困難的，因為她也自覺自己是受害者。這樣一來，只有依賴信心、恩典和上帝奇妙的作為，才叫人可以突破這心態。因這突破，波蘭社會才復甦起來。 ⁴

　　從 Bortnowska 的報告，我們看到教會在波蘭的和平變革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最重要的乃在心靈的重建，使人在安慰、盼望中放下猜疑，建立信任，以恩慈消解受害的怨恨，為重建社會共同努力。同時，教會對人民極大的激勵是她堅持真理的勇氣。真理不單指上帝的真理，也包括周遭所發生的事底事實與真相。「教會成為真理和真實消息的遠象。」⁵ 然而要做到這樣並不容易，教會在種種困難下要採取一種「聯結自保」（defensive conformity）的策略，簡單地說，教會需要盡一切努力建立團結合一。⁶ Bortnowska 又提醒我們，不要忽略一些教會往往放棄的文化陣壘。她認為教會應積極參與辦刊物、文學、詩作、戲劇等文藝活動，以「喚起人民對社會的注意」。教會更要保持內在的更新運動，因這是教會遠象、力量的來源。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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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基本上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與香港的情況無疑有別，但波蘭變革前的社會心理與現時香港的狀況，卻頗有共通之處。波蘭教會能夠幫助人民心靈重建，其信仰的活力即在此顯明。香港教會是否有這樣的生命活力，端視乎我們是否也能將一些基本信仰活現出來。

　　要處理港人在身分認同的困惑及面對將來無奈的情緒，道成肉身與盼望似乎是當下相當適切的神學課題。

　　基督道成肉身進入具體的歷史處境，在充滿吊詭、衝突與荒謬的歷史中展示神的恩典 — — 肯定、審判、重建人類的恩典。基督以祂的肉身來表明祂對這混亂、荒誕、充滿苦罪的世界無條件地認同。神以測不透的恩慈，選擇使用可以極為驕橫、暴戾與污穢醜陋的人類作為盛載其神聖生命的實體。祂以此清楚地表白 ﹕ 這罪惡的人依然是祂所愛的。神不單沒有摒棄人、遠離人，反親近人並與人融合為一。神的寬容與愛在此顯明出來。不過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同時是被釘十架的基督，這表明神對罪人嚴厲的審判。神對罪絕不妥協。然而，道成肉身受死的基督更是復活的基督，這表明神不讓審判作最後的總結，祂全然委身於更新、重建墮落的人類，叫他從審判的死亡中活過來。

　　神既對人以及人類的歷史有這樣的恩慈與盼望，作為顯彰神恩慈、忍耐的教會，便不能對歷史失望、抗拒。神既投入背叛祂、與祂敵對的人類中，與人親近，用愛去消解罪惡，用祂的生命去改變不義，受神差遣作復和使者的基督徒便不能因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某段歷史充滿缺乏、污點而不屑與之有任何關係，反應投入這歷史中，作成復和的工作。人要與神復和，固然要面對神的審判，然而，神對人的審判是一種以肯定為出發、以肯定為終結的審判。棄絕、抗拒沒有最後的發言權，恩慈的接納才是結論。

　　中國近代的歷史充滿了人為錯誤、創傷痛苦。面對這事實，我們可以用一種憤世嫉俗的心情去否定它，也可以用充滿祈盼的心情去接受它、承認它 — — 縱然它是如何不理想，也仍是屬於我們民族的一段歷史。我們固然不難認同自己國家民族光彩的歷史，但對其不光彩的歷史，是否可以與之一刀兩斷？以道成肉身的眼界，我們便不能以這樣的態度去作判斷。基督既與不配得救贖和釋放的人完全認同，與他們同處憂困的歷史處境中，並投入在他們的問題與掙扎中，與他們經歷因犯罪而來的痛苦，叫他們在絕望中重燃希望。我們面對充滿失誤、問題重重的中國，又焉能抱敬而遠之甚或抗拒的態度？我們是否應以基督的眼界去看今日的中國？用這種眼界看中國，我們誠然看到令人失望、沮喪的歷史事實，但卻會使我們更堅定地認同、投入。當然，正如神有權選擇不認同、不投入之路，我們也有權選擇不認同、不投入。我們作中國人的身分不是必然的，不會因我們生在中國或香港，有中國人的血液，便必為中國人。我們可以選擇不作中國的國民，改作美國、加拿大的國民。我們若認同中國，這完全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一如神決定與人認同一樣。

　　認同中國，並不等於盲目地接受一切。見到不公義，我們仍需以先知的無私精神作出批判。這是不能妥協的，也是我們對國家重要貢獻的所在。然而在批判時不單要有基督的恩慈，更要不斷提醒自己：我們也不過是罪人，審判的義不在我們；我們不過是宣告神的公義。正因為這樣，任何公義的宣告，都應以謙卑和戰兢的心情，知道自己也有著同樣的失敗，也應同受審判。以這樣的心情，我們或許較能體諒別人的失誤，也較容易採取對話式的批判態度去面對我們不能接受的事。就是先知的嚴厲批判也可以是充滿恩慈與恩典的宣告。⁸ 同時我們也要分辨神公義的審判與我們自己的義憤。

　　「盼望」是另一極為有力的信仰主題。莫特曼以「盼望」說明生命的辯證性。生命充滿矛盾卻又能將矛盾結合起來，產生生之動力。莫特曼的「盼望的辯證法」 (dialectics of hope) 乃建基於基督教的末世觀。神在世界中的啟示是有著「既濟與未濟」的張力，有著「理想」與「現實」的張力。如是，末世對現世的審判與末世的盼望永遠連在一起。歷史的動力便在於末世的視野向我們揭示現世的缺陷，卻又不容現實的缺陷叫我們全然失望而放棄一切；末世的視野讓我們看到超越現實的可能。神向人作出應許，給與人新的「未來」，叫人雖身在此時卻又活在「未來」中，盼望的實質意義便在於此。⁹

　　「盼望的辯證」將「時間」 (time) 的重要性展示了出來。從神的應許到應許的實現 (from promise to fulfilment)，「時間」是神啟示的結構。神本可以一應許便立刻叫應許實現，然而祂卻要應許經歷時間，方能實現。「時間」成為我們體驗神底真實性的考驗，這正是「信心」呈現的所在。沒有「時間」，「信心」便不能成形，沒有真實性。¹⁰ 「時間」在我們信仰中的重要性經常被忽略，以致我們對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心意捉摸得不夠準、不夠深。這是極其可惜的。

　　在神的設計中，歷史需要經歷辯證的過程，而歷史的辯證有別於邏輯的永恆真理，是需要「歷時」的。「時間」是現世（現實）與末世的距離（distance），這距離正是歷史動力的所在。

　　我們經常期望取消所有「時間距離」（temporal distance），叫「應許」與「實現」重疊，叫「現世」與「末世」重疊。一切都在即時之間體現，「永恆」也唾手可得。可惜這不是神設計的生命結構。神要我們活在「距離」的張力中，體會活在信心與盼望中的生命形態。

　　用這樣的眼界去看中國的歷史，我們或許有另一種心情。我們看到「現實」與「理想」（末世）的差距，卻又同時看到從「現實」到「理想」的動力。筆者常提醒自己：「歷史不爭朝夕。」不錯，歷史是需要時間去開展的。從這角度，我們便看到盼望的端倪。

　　就看中國近代的歷史。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其實經歷了相當急劇的轉化：從「極權的共產主義」 (totalitarian communism) 轉化為「權威社會主義」（autocratic socialism），而中國仍在不斷地變。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國不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而變得更民主。我們為何不可以盼望中國會進一步從「權威社會主義」轉向「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¹¹ 受著資本主義巿場經濟的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已急劇轉化。問題是，中國是否會轉向失控的市場經濟，或「權威的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這才是最值得關注的。轉化在進行，不同的勢力正塑造這轉化的歷程。不敢於盼望的人，便不會有動力去參與塑造這轉化的方向。教會是否有膽量說 ﹕ 我們希望中國走向接近具有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社會主義理想，而不是被價值中立、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控制的社會？儘管新古典經濟模式是大勢時尚，教會是否敢提出不同的遠象？固然，教會未必需要有一套經濟制度的定見或指向，但教會是否會與其他公民一起，為尋求更理想的社會及個人生活方式而提出自己的遠象？

　　無論怎樣，若想中國轉變，我們便得積極地投入轉變的進程。任何進程都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在積極參與催化時，應看到「時間」是我們不能隨意消解的結構。我們學習與「時間」同步是非常重要的。在這進程中，我們必須將末世（理想）對現實的要求呈示，並以此作為批判現實的參考。惟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進而保持歷史的動力。繼續批判，才算是向歷史負責任。當權者需要我們的批判（縱然他們會絕不領情）以助他們完成歷史任務。

　　然而，我們卻要非常小心。在批判中國的現況時，我們是以資本主義巿場經濟所內蘊的價值作為批判的參考，抑或是根據聖經的要求 ﹖ 我們必須了解，資本主義本身也需要相當嚴厲的批判。¹²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在西方產生種種的問題，在中國現時也引致道德價值的混亂。我們必須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評估，以作出適切的批判。雖然大勢一面倒地投向市場經濟，而中國領導人也趨之若鶩，我們是否有膽量提出異議，甚至參考與探索「民主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互動的可能 ﹖

保持「距離」、融入歷史、超越歷史

　　看到了「時間距離」的作用，我們便可能會開始領悟「一國兩制」的「距離」作用。中國的歷史進程與香港的歷史進程是相當不同的。兩段歷史要接軌，需要面對相互距離的事實。這距離不單對於港人，就是對於中國整體歷史的發展，也有相當之重要性。惟有在保持距離中，港人才可以扮演與中國母體歷史互動的角色，使中國的歷史進程保持張力與動力。同時，港人亦可以有足夠的空間繼續開展其現有的歷史進程（例如民主政制的發展）。這「距離」誠然是恩典，是上帝的安排，我們應竭盡能力保持這距離，卻又同時尋求接軌。

　　尋求接軌，教會應作榜樣，全然地融入歷史。教會應有尼希米的心態。尼希米將自己納入以色列人的歷史中，不置身事外，站於超然的位置；他與列祖及父家所犯的罪認同，毅然承擔其後果與責任。他將這承擔放於心內，靜候機會去作重建的工夫。這靜候是一種屬靈的功課，以認罪、禁食及禱告為基礎。尼希米作為移民，雖與以色列的歷史有一定的距離，卻仍以悔罪的心情與百姓的苦難認同。認同別人的苦難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以悔罪的心情而不以「救贖者」的心態去認同。（很多時候，當香港人討論香港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並談到香港如何可以帶動中國改變時，香港人多少有一種「救贖者」的心態。）

　　耶穌是真正的救贖者。然而，按新約聖經的記述，耶穌不斷將祂的榮耀與能力隱蔽，甚至將救贖者的身分隱藏，直至適當的時候來到。¹³ 耶穌從各方面都給人一個極普通的印象，祂與自己服侍的人站於完全同等的位置。祂有救贖的任命，但祂那「救贖者」的權能卻以謙卑、恩慈盛載著。祂與被贖者站在一起，卻沒有讓人感到祂作為救贖者的氣勢逼人而來。耶穌自始至終都是以受苦僕人的身分去完成救贖的工作。

　　我們在香港，未有經歷中國的苦難，也不完全明白中國困境的複雜，故此更應以謙卑的心懷看中國的各種問題。要知道我們能免於經歷中國的困難，並不是因為我們有甚麼優越的質素。若歷史弄人，我們極可能與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沒有分別。我們能夠坐享香港的優越，是一種奇妙的恩典。因此，港人應自覺地對付自己內心任何可能有的優越感，更要對中國龐大而複雜的處境存一份無知的謙卑，這樣我們才不會四出去「拯救」中國。

　　融入歷史，看自己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在其中與其他人一樣面對歷史的困惑、困苦與及跟歷史並進的喜悅。

　　融入歷史，教會卻需要超越歷史。教會需要率先站於歷史的高處，登高望遠，看到歷史的走勢及其動力的所在。要這樣做，我們需要深探歷史，分析、掌握，反覆思想。中國過往的一大問題是人人急於救國，運動多多，熱情澎湃，卻缺乏冷靜的分析與計算，結果走了不少曲折的路。教會應與國人一同痛定思痛，了解中國歷史的基本問題，並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提出新的方向，尋求超越歷史之路。

　　中國現時非常迫切的問題是道德價值崩潰的問題，也同時是人文精神傳統無以為繼的問題。教會應有一種迫切感去將基督教信仰的精神資源化為重建中國文化的動力。這樣一來，教會應有廣闊的視野，高瞻遠矚，對長遠的文化發展有更大的承擔。在急變中為中國社會建立道德價值的基礎已是刻不容緩的了，現在端視乎教會是否有這樣的承擔感。 Bortnowska 提醒我們，教會不能低估以文藝創作去表達苦難與盼望的共同經歷。教會不能將文化塑造的領域就此拱手讓予世俗群體。

　　在面對龐大挑戰的同時，教會亦要面對可能出現的分化力量，提防教會受創以至乏力。 Bortnowska 所提的「聯結自保」，確實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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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 ed. Y. S. Cheng (Hong Kong: OUP, 1986), pp. 41-50。香港到一九八一年才發表區議會選舉白皮書，而立法局選舉則尚待八十年代末才有限度地體現。返回原文

2 參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4-95。返回原文

3 Halina Dabrowska-Bortnoswk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Poland," in On Living in Truth (Szeged, Hungary: Cating-Coop, 1989), pp. 63-69. 返回原文

4 Halina Dabrowska-Bortnoswk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Poland," in On Living in Truth (Szeged, Hungary: Cating-Coop, 1989), p. 65. 返回原文

5 Halina Dabrowska-Bortnowska : 〈波蘭教會對共產政權的回應〉，《從東歐到香港》（香港：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 1990），頁 46。返回原文

6 Halina Dabrowska-Bortnowska : 〈波蘭教會對共產政權的回應〉，《從東歐到香港》（香港：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 1990），頁 46。返回原文

7 Halina Dabrowska-Bortnowska :〈波蘭教會信徒的歷史見證〉，《從東歐到香港》（香港 ﹕ 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 1990），頁 53。返回原文

8 約珥書便是極好的例子。先知一方面宣告神的審判，宣告「耶和華的日子」可怕的景象，但同時又宣告神「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他的百姓。」（珥二 18）耶和華在宣告審判的同時，已應允祂的百姓說：「我必賜給你們五榖、新酒、和油，使你們飽足 … … 。」（珥二 19）祂的百姓尚未悔改，神已展示賜福的景象以安慰百姓（珥二 21-29）。返回原文

9 莫特曼強調「未來」 (the future) 充滿解放的能力。「未來」已在此刻發揮其作用。「未來」不是指在時間末端的世界，而是指「未來」不斷在「現在」湧現，成為歷史創建的動力。參 J僡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London: SCM, 1967), pp. 16-30。返回原文

10 筆者在另一處曾詳細討論「時間」、「歷史」在聖經世界觀中的重要。參 Carver Yu, Being and Relation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7), pp. 154-184。返回原文

11 參 Svetozar Stojanovic, In Search of Democracy in Socialism － History and Party Consciousness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1), pp. 88-93。 Stojanovic 批判共產政權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並極力陳說「民主社會主義」的可能。又參 Gary Dorrien,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Vision (Totowa, N. J. : Rowan & Littlefield, 1986)。筆者固然不是擁抱一套「民主社會主義」，其實，「民主社會主義」值得批判的地方也不少，但我們總不能因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徹底失敗便揚棄社會主義理想，並因此而擁抱資本主義，認定「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返回原文

12 余達心：〈自由與承擔 — — 對市場經濟的神學反省〉，《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0期（ 1996 ）。返回原文

13 自 William Wrede以來，不少新約學者都同意，在符類福音，尤其是馬可福音，有數組經文敘述耶穌明令門徒不得張揚祂行的神蹟奇事。有學者以 "Messianic Secret"來標示這幾組經文背後的神學含意。參 Leonard Goppelt,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 trans. J. E. Alsup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vol. 1, pp. 172-177。返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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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August 21,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