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神期刊：九七年後香港教會的身分與中國福音使命

九七年後香港教會的身分與中國福音使命
梁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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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教會的民族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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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使命是教會的自我定義，是她存在的最大關懷，無論何時何地、得時不得時，都得悉力以赴，克盡厥職，而不是為了某個外因才作權宜因應；教會不能基於政治或社會的轉變，才承擔起某個「相應的」福音使命來。至少在理論上，九七回歸與香港教會對中國福音事工的參與，並無直接的因果聯繫。

　　事實上，香港自一八四二年開埠以來，一直都是中國福音事工（特別是華南地區）的主要後勤基地；而在一九四九年後，她的特殊戰略地位便更形重要，無論是福音廣播、書刊供應、對國內教會各種形式的支援，香港都站在最前線，發揮最大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是因著九七的到臨，才開始關注中國福音事工的需要；我也不同意為了九七的緣故，我們便得把對中國福音的關注無限高舉，凌駕於別的國家與民族之上。將福音使命作權宜性或實用性的理解，除了造成觀念上的偏差外，更會為教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我想，九七如果對中國福音事工有任何意義的話，亦不在於鼓勵我們更關懷中國（忽然愛國、忽然關中），而在於促使一直關懷中國的香港教會，調校既有的中國事工策略。因為我們的政治身分即將轉變，若是身分與使命彼此關連的話，那我們的使命亦得做相應的調整。

香港教會的民族身分

　　對香港人而言，一九九七意味著政治身分的轉換，已是毋庸多言的事實。不過，他們的中國人身分，與此身分所蘊含的政治權利與義務是怎樣的，則尚是未知之數。

　　香港人最關心的事，是九七年後的中港關係，以及香港人與中國人的關係。雖然《基本法》明文定規香港可以維持與國內截然不同的制度，實行一國兩制；但是，這個特別行政區可以有多「特」，仍是有待驗證的問題。由於箇中存在著許多變數，故即使中國政府多番作出河水不犯井水的保證，香港人仍然未能完全釋懷。這個充滿懸疑的問題，對從事中國事工的我們亦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關涉的不僅是國內人士在香港的活動空間 — — 香港能否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自主，不受來自中央或其他地區的人士侵犯；也同樣是香港人在內地的活動空間 — — 我們是否被看待為有別於國內人士的「中國公民」，我們在國內的政治權利和限制如何。對中國事工的參與者言，後者當然是要緊的問題。

　　毋庸諱言，過去香港之所以能在中國福音事工上扮演較吃重的角色，除卻是基於她的地理位置特別方便外，更是由於香港人既是中國同胞，又不是中國公民的奇特事實。我們是中國同胞（這有異於海外華僑），使用的旅遊證件是「港澳同胞回鄉證」，可以無限次自由往返中國，遠較持外國護照者方便（當然，過海關時的待遇則較差）；在國內，我們行動的自由度遠較非中國人為方便（非華人就更不能相比），與國內人士接觸通常不會惹來太大的麻煩，並且只要我們的態度謙卑一些，便較易爭取到他們的認同感，不會覺得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懸殊的差距，高高在上。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算是嚴格意義的中國公民，雖然一旦在國內犯事，中國政府有權按國內法律處置我們，不允許我們行使領事保護權；惟是我們所得的政治待遇，總遠較中國同胞為寬鬆。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政府為了不欲增添國際糾紛，對境外人士一般採取寬大的態度；筆者未曾聽過有香港基督徒因在國內進行傳教活動而被判監的，即使發生事故，遭受苦待的多是與我們相配搭的國內同工。

　　內外有別、差等對待，是中國人的辦事原則。對待外人，中國人一般較為寬容，不會強求一致，推己及人；但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對外人往往又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大願意讓外人溶入他們的圈子，寧可為其建造一個特權的王國，提供各樣「涉外」設施，諸如專家樓、留學生宿舍、貴賓廳、友誼商店，乃至租界，使他們被劃地為牢，圈禁管制。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是晚清中國政府主動送贈給外國人的，因為他們不願意審理牽涉到洋人的案子。¹ 故此，一個簡明的通則是：我們的政治身分越特殊，我們的安全度便越大，表面上的自由度亦越大；但與此同時，我們所得的認同感便越小，活動幅度受到限制，能做的事工的深入程度亦越低。

為自己的身分定位

　　香港教會必須探問：在九七年後，她以何種身分 — — 全球身分抑或國族身分 — — 來從事中國福音事工？

　　這個問題取決於以下兩方面：其一是中國政府、基督教兩會，以至一般的中國人怎樣看待我們；其二是我們怎樣看待我們自己、為自己定位。

　　第一方面的答案不由得我們回答，亦不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在現階段亦沒有人（包括政府高層領導在內）能具體回答中國人對香港人的身分地位，及其與國內人的異同的看法。許多曖昧微妙的情況，不是訂定某個原則、頒佈某個文件，便能說清楚的；只在問題發生以後，才能從其處理過程中探勘出這個無法言傳的態度。咱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還有待九七年後才能逐漸驗證出來。

　　不過，香港人客觀的政治身分還是較易界定的，只要中央政府訂定了某些先例，日後便有可資追隨的依據，不會太過含混。我想更難界定的是主觀的身分確認問題。這正是第二方面的問題。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是在既自覺為中國人，卻又不在中國的管治下此特殊環境下存活，這形成他們有相當複雜的民族意識。一方面，大多數香港人不僅是在種族或文化上認同中國，² 他們在現實的政治層面對中國亦有相當強烈的認同感，尤其對大陸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六四」、救災，抑或是釣魚台事件）感同身受，視之與己血脈相連。³ 將香港與中國割斷看待的「港獨」思想，幾乎沒有甚麼市場。⁴ 不少觀察者因此都看到，香港人的自我身分確認是複雜而多元的，其中既有全球意識，亦有國族意識；這些意識既源自傳統，亦受現實事件所影響。⁵ 另方面，他們卻又不願全面認同中國的現政權，不肯全盤認受現行的政治文化，不願徹底被納入這套政治文化的規範裏去。

　　香港人最大的矛盾是：既欲保留局外人的自由空間，又希望培養出局內者的感情。香港教會在從事中國福音事工時，大抵也有相類似的心理。

　　一直以來，教會內的論者或是礙於情面、或是出於私人利益的考慮，一般都不大願意就基督徒的移民問題作任何的表態，總是傾向將這個原為政治社會的公眾議題私人化與內向化，視為純粹個人的抉擇，並且往往只能以「去留隨神旨」等說了等於沒說的話作結。⁶ 他們亦喜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強調移民對福音事工（甚至是本地福音事工）的價值；此亦即局外人對局內所起的作用。他們相信：倘若不在中國的建制之內，不受中國的政治與司法制度所約束，毋須遵從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辦事，他們便可以獲得較大的自由；並且尚可以保留主動權，自訂工作策略與目標，不用處處賣賬，不用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那些在八十年代移民、又鼓勵他人移民的，更宣稱唯有我們擁有外國護照，得到西方機構的支援，才較易鋪設與中國上層溝通的管道（中國人至今尚有濃厚的崇洋心態 )，發揮較大的影響力。這些想法當然不能說是錯誤的。試想明報記者席揚若是已取得香港的永久居民身分，就不會遭受那樣大的困難；吳弘達若非持有美國護照，則按他的所作所為，該受的刑責必遠較事實的為大。

　　但是，筆者在此得同時指出：局外者所享有的權利，往往亦成了其限制所在。正因為他們可以享受國內人士所不能冀及的政治權利，命運與局內者截然不同，他們便只有就知識而說話（我知道，所以我說話）的空間，失去了就身分而說話（我信，所以我說話）的發言權；他們除提供資源上的支援，就某個處境提供專家或顧問的建議外，再也不能對中國教會的實存抉擇（如：堅持抑或妥協、公開抑或隱藏）表達任何的意見，不能道成肉身地以肉身來彰顯道，不能在凡事該與弟兄相同後對受苦者說「不要懼怕」，不能預聞中國教會的長遠建設的路向。簡言之，他們可以有免於受苦的權利，但亦因此失去了共同受苦的權利；他們毋庸接受政治上的種種限制，但也因此無法享受被限制下的抉擇的自由（也是：堅持抑或妥協、公開抑或隱藏）。

　　當然我們不會排除局外者的作用與貢獻。特別是在困難的日子，當局內者處處受制、再無努力的餘地，又或者資源嚴重匱乏、急需接濟之時，局外者及時的道德聲援與物資援助，便顯得非常重要。這也是前面我們提到香港教會在過去數十年在中國福音事工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是，這樣的角色是有相當的時間限制的，它往往是在局內者無可作為的時候，最能發揮其作為；一旦挨過困難的日子，進至建設期的階段，那些在過去沒有在局中共歷苦難的人，便發現他們失去參與跟認信者（confessors）一起釐定建設路向的資格，永遠被局限在局外的位置。無論是台灣或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運動，以至台灣教會的本土神學建設，我們都看到這種在患難期中支援，較在建設期中的參與為容易，不共患難便無資格共建設的情況。

　　縱使中國教會仍然千瘡百孔，問題如山，但畢竟她已挨過最困難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並且在重新開放十餘年後，逐漸過渡入建設時期。我們知道，未來十年的變化，對她日後長遠的發展，將是至為關鍵性的。要是我們不願被局限在局外人的位置，願意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竭盡全力；那麼，我們就必得首先莊嚴地宣認香港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香港教會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教會的一部分（這名稱與任何組織無關）。不管別人的想法怎樣，我們總得首先建立起作為中國教會一員的心態，努力認識自己的過去和現在，分享她的榮辱成敗，並且學習以國內人士的眼光來觀照事物（至少嘗試了解他們的想法）。由於香港教會過去一直未曾建立這樣的民族身分，故必須盡快補課；然後才談如何平衡教會的民族身分與普世成員二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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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香港教會決定以其為中國教會的身分來參與中國事工，那我們就一定不能再視之為傳統意義的 (海外) 宣教工作，⁷ 並且不能按照傳統宣教工作的方式來辦理中國事工，那是截然不同的類別了。

　　對香港教會言，中國福音事工不再屬於宣教工作的範疇，這個理解將大大影響我們的事工目標、策略與手法等的釐定。譬如說，香港教會如何理解與貫徹中國三自教會所不斷強調的「三互」原則：互不干涉、互不隸屬、互相尊重？⁸ 這僅僅是指著我們的教會跟中國兩會不存在組織上的關係，就是說，香港教會無須併入兩會的組織之內；抑或指著我們接受中國福音事工乃屬兩會管治範圍的說法，故除作個案式的財政及其他資源上的支援外，我們對中國教會的未來發展模式、屬靈路線、神學思想，一概不予聞問，亦不作任何長遠的部署與經營？簡言之，我們是真的只做聖誕老人，而自「外」於中國教會？筆者當然明白兩會的「三互」原則背後的理念，特別是所謂「自傳」（將主權觀念添進福音工作內）的政治含義；我要問的是：我們是否甘於接受這個主要是政治性而非信仰上的軌跡設定，自限我們的工作性質和範圍，不參與中國教會的屬靈建設？⁹ 不過，由於這問題的牽涉面過深過廣，必須另文分述，這裏無法透徹處理。

　　在此只欲指出兩點較為迫切的建議：第一，我們若不把中國事工看成是海外差傳工作，不以外國人的身分來從事此工作，那在參與的過程中，就當盡量按照中國人的原則辦事，切勿尋求外國政治力量的支援；不要迷信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施壓能力，不要低估中國政府與一般百姓的民族（排外）感情。即使在我們中間有海外僱員（即擁有外國護照者），要是他們是以香港教會的一員來從事中國福音工作，我們也得要求他們在發生事故時盡可能不使用治外法權，以免為香港教會帶來身分上的尷尬。¹⁰

　　第二，我們必須清楚界定與其他海外從事中國事工的差傳機構的關係，在與它們進行事工合作時尤其得小心，以免把我們的身分與使命跟海外宣教工作混淆了。千萬不要給國人一個挾洋自重的不良印象，不要附和那些極富勝利主義心態的大一統計劃（抱歉我要說：美國人有此種心態的頗為不少）。這不是說香港教會不該在福音事工上謀求國際性的交流和合作，乃是說不能為了交流與合作的緣故，而迷失了我們自己的身分與由身分所決定的角色。¹¹

　　要是我們了解過去百多年的傳教歷史，便得看到我們如今承受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基督教必須洗刷其為「洋教」的不良聲譽，更要擺脫她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的嫌疑。

　　筆者曾在一個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基督教恆常被國人指責為西方在華從事文化侵略的工具。這個「文化侵略」的含義，主要不是指傳教士輸入西洋文化，破壞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那些提出「文化侵略」的指控的人，包括共產黨人在內，也不見得很維護傳統文化）；而是認定基督教為整個西方侵華事業不可分割的部分，並在其中扮演著文化層面的收買人心、荼毒心靈的角色。傳教士所做的一切好事，皆旨在誤導國人，使他們誤以為洋人對中國心懷善意，從而減低了在精神上的反帝武裝；故這些「好事」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對中國長遠地只是壞事。筆者指出：

　　在這種陰謀理論之下，傳教士儘管清楚表明他們反對祖國的侵華行動，甚至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對傳教活動的保護，也還是無濟於事的，無法消弭國人的反感和猜忌。而不少中國基督徒亦看出，使中國教會擺脫傳教士及差會的控制，不再屬於傳教事業的部分，走向自治、自傳、自養，才是至終解決基督教被指為文化侵略的工具的辦法。故此，無論是三十年代中國教會的本色化運動，抑或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首要關注的都是使教會在組織與行政上獨立；文化或思想上的中國化，與前者相較倒是次要的課題。¹²

　　八十年代中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桎梏，推行開放改革以來，全面取締宗教已不復是中共的想法；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使具有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的基督教會，受到政權以至當前的主導思想所約束，減低其異質性與顛覆性，這是所謂「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含意。¹³ 他們尤其關注的，是西方那些對社會主義政權不友善的國家利用宗教作為顛覆（和平演變）中國的工具，傳教士來中國不單是要傳播宗教，更是要宣揚某個西方親善的價值觀，並且配合西方對華的政治行動；故傳教的目的不在傳教，它只是一面幌子，用以實現背後的政治議程。¹⁴ 可以看到，中共當局仍然相信基督教與來自西方的反華勢力存在著相當聯繫，甚至是同一個議程的不同部分；他們對基督教的猜忌，以及整個陰謀論背後的思維模式，與二十至五十年代是相當類似的。

　　倘若我們真的有和平演變中國的隱藏議程，相信傳福音與民主運動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故確實有藉宗教建設幫助中國走向民主與自由的企圖；¹⁵ 倘若我們相信西方人權分子的善意，並認定借助外面的政治（如貿易禁運、經濟性懲罰、政治孤立）或輿論力量，是促成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 那麼，即或中國政府指斥我們有和平演變的陰謀，亦不能算是誤會或誣陷；我們若因此被整治，也是進行革命所預計過要付的代價，無從防範亦無須防範。但要是上述的不是我們的原有想法，那為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及妨礙工作的長遠發展，香港教會在推動中國福音事工時，還是得小心界定與西方的中國事工機構的關係；最好不要構築任何隸屬性的關係，不要與西方機構結成統一戰線，不要使我們的工作變成西方對華事業的一部分；這不是說我們不再與普世教會聯絡與合作，而是必須維持香港教會在從事中國事工時的獨立性，好使我們在擬定具體策略時更為靈活，也更易保持自己的獨特身分。¹⁶

　　筆者再強調：香港教會不宜將中國福音事工歸併入海外宣教工作的類別去。儘管中國官方或三自教會都未必同意我們將中國事工視為本地事工，未必願意讓我們過問中國教會的長遠發展路向；但是，我們卻仍得宣認香港教會是中國基督教會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教會的前景與中國教會緊密相連，並以局內人的身分來作長期的參與和承擔，無人有權褫奪我們如此關懷中國教會的資格。

　　我們必須界定中國福音事工的性質，擬定清晰的目標與策略；這不僅是關乎中國事工而已，亦關聯到我們自身的存在。

中國事工與香港教會

　　身分與使命是分不開的。前面我們提到香港教會對自身的民族身分的認定，將影響到她的中國事工的策略；這裏我們得同時指出，香港教會在未來的日子從事中國事工，亦同時會影響到她的身分與存在。

　　正如筆者曾指出：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教會普遍較為關注中國福音事工的需要，並且逐漸由原來主要為機構及個人層面的關懷，升格為宗派與堂會層面的關懷。箇中原因，除了是因著中國教會的開放，海外人士有越來越多的參與機會外；同樣重要的是，香港教會在經歷了十多年的九七震盪後，逐漸發現她需要突破生存關懷的死胡同（如何自保、應變策略），提升至使命的關懷。她要尋索九七的正面意義，確認上帝在其中的保守與帥領；如此，認定回歸的目的是為了服侍中國教會、拓展福音事工，便是最合理的想法。教會只能為使命而活，也唯有是在使命中她才能為自己塑造明天。所以，香港教會若在今天奮起承擔中國福音事工，便不僅是多做一個事工，也是為了釐定她的身分和存在。¹⁷ 而在九七年後，中國福音事工更將直接影響到香港教會的身分和存在。

　　沒有人相信「五十年不變」的意思是真的五十年不變。過去二十年，中國變化極大，香港的變化也極大；隨著九七回歸，中港兩地將會有極頻繁的交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的互動，亦必遠多於我們如今所能想像的。因此，可以相信，除了是否擁有特區的居留權外，香港人與國內（至少是發達地區）人士的共通性將會越來越大，國內有越來越多人來港定居及工作（數量受到限制是必然的），香港也有越來越多人返國內不同城市定居及工作。在教會層面，這樣的互動亦是不可計量的：香港的神學院即將招收越來越多來自國內的同學，神學院的課程亦因要面對全國的需要而自我調整，神學生及傳道人得考慮其事奉工場是否超出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教會的牧養與講台供應得照顧來自內地的新移民、流動人口以至常返國內工作的本地信徒，出版社的書刊製作得面對全國性的教會需要 … … 。知情者當明白，以上所說的已不純粹是虛擬的情況，不少已在初步並有限度地進行中；而我敢斷言，它們的發展速度將較我們所能預備好的為快。簡言之，香港教會必須因應中國的需要，而重新為她的存在模式定位。

　　即使我們只談現時的情況，並且只談消極面，我們亦可以看到中國事工對香港教會自身存在的影響。事實上，由於香港即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管她如何維持現狀，總難完全抵禦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故說香港人可以不顧一切地在國內為所欲為，然後又以香港為避秦之地，逍遙法外，無須受中國威脅，那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參與過中國事工的人都知道，直到今天為止，由於中國存在著一個全能主義的政府，宗教事務是在政府特設的衙門的監管之下的；因此，除非我們做的是地下性質的工作，否則不論是參與建堂、培訓，抑或僅是交流互訪，都無法避免要與地方甚或中央政府打交道。我們甚難按照西方的理解而將宗教活動界定為純粹的民間活動，可以不帶任何政治的色彩，不涉及政教往還。如此，儘管我們參與的活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安全的（在政治上是中性的），但是總仍無法排除有因不諳中國的政情文化、地域的利益衝突、國內教會複雜的人事關係等等情況，而發生不愉快的政治事件的可能。過去無論是香港抑或北美，都曾出現過有同工被沒收旅遊證件、某差傳團體被列入黑名單的案例。因此，中國事工不單是宗教性的工作，也是政治性的工作，其本身是帶有相當風險的，無論是負責同工乃至主事的教會（宗派、機構、堂會）自身，都必然受到若干程度的牽連。香港教會向來不須怎樣關注政教關係層面的事宜，故亦鮮有發掘與栽培具政治智慧的領袖；九七年後香港教會能否在香港保持政治中立、政教分離，尚是未知之數，但至少在中國事工方面，她將不能不正面面對、謹慎調校其與政府的關係，以免危害到香港教會自身的發展。

　　毋庸諱言，中國福音事工很難說不是一種「井水侵犯河水」的行為。我們確實希望影響中國教會未來的發展路向，為其引入一些海外經驗與模式，長遠地縮短兩地教會在認知與實踐上的差距。如此，我們亦甚難避免河水侵犯井水，中國事工倒過來會影響到香港教會的存在與發展。

　　這是一個充滿機會的時刻，也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日子。但願我們把握時間，為自己的身分與使命重新定位，好迎向這個上帝設定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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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隆基在這方面的討論是最深刻的。參孫隆基 ﹕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香港：壹山出版社， 1983)，頁359-386。返回原文

2 可能是筆者的偏見，「文化中國」的觀念在香港不會有甚麼市場。一來香港人對儒、釋、道等義理層次的傳統文化興趣不大，二來他們又非常以有別於中國本土普及文化為榮，且以此來做為自己的身分的界定；故此，他們很難根據某些溯源自傳統文化的觀念來作彼此認同。即使是把「文化中國」的「文化」一詞界說為抽象的文化使命，而非具體的文化內容，對他們的意義也不大。返回原文

3 孫隆基的「母親中國」、「母胎化」的說法，雖然有欠嚴謹，但對了解香港人的民族情懷，仍是饒富啟發性的。孫隆基：《未斷奶的民族》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5)。返回原文

4 過去多年來，台灣不斷有學者與信徒向筆者質詢：為何香港人不主張港人自決，尋求脫離英國及中共的轄制？《曠野》雜誌的蘇南洲先生這樣說：能夠實現香港獨立是次要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曾爭取過。筆者對他們的回應是：香港與台灣的政情不同，由於我們從未在事實以至感情上割斷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加上不斷有新移民由國內移居香港，他們為這個小島注入中原意識；故此，香港人甚少會設想到她是 (或可以是 )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我們對中國的認同感甚為濃烈。返回原文

5 參 Lynn White and Li Cheng,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 ed. L. Dittmer and S. S. K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1-173. 返回原文

6 顧建華對此有很好的評論。他批評香港教會缺乏認同非移民者的勇氣，又指出：「放眼未來，香港教會一定是『非移民者』的教會，認同『非移民者』就是認同香港教會的將來！」見顧建華：〈移民－香港教會的「試金石」〉，《思》 ﹐ 第 11期 (1991年 1月 )﹕ 26。返回原文

7 有人主張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宣教，把一切傳福音與見證信仰的行動，不論地域與文化，皆視為宣教工作。所以，確實有教會及差會將本地的佈道與植堂事工，亦一併包括在宣教事工的範疇內。筆者不欲在此挑起任何定義的爭論，只強調我所指的是狹義的海外宣教工作。返回原文

8 「三互」的說法原來是載在《基本法》第 156條中，目的在強調香港各文教團體的獨立自主性，無須接受國內相應的全國性團體的監管；但是，這個說法在日後卻屢為國內教會領袖所援用，以此提示香港教會不該干涉中國教會的內部事宜。返回原文

9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幾年間，從事中國事工的深度與廣度，早已超越個案式的財政援助了。不過為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與猜忌，我們一直是以鑽空子的形式來暗中從事，一切秘而不宣。如此亦只能被動地隨機而為，無法擬定較長遠的策略；更鮮能與國內同工坐下來，坦誠討論兩地的合作關係種種問題。返回原文

10 早在一九九零年，筆者曾提出過不宜讓持外國護照的回流教牧同工，擔任具象徵意義的教會領導位置；結果當然招來許多批評，如劉銳光牧師便批評筆者別有用心，分裂教會。我明白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現實上的各種難處。不過，傳道實在是一個高度道德性的行業，身分與使命、身分與信息皆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承認基於複雜的現實限制而無法處理這個困難，但總不該迴避面對這個事實上存在的困難。參〈教牧回流與領導權問題〉，《信息》 ﹐ 第 128期 (1990年 8月 ): 4-5。返回原文

11 梁家麟：〈中國福音事工的省察〉，《困乏多情：中港教會評論集》 (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1997)，頁66-68。返回原文

12 梁家麟：〈西化對傳統文化：傳教士與「文化侵略」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林治平編〕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4)，頁708-709。返回原文

13 自從江澤民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發表了〈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提出「三句話」，包括「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之後，國內的宗教界、宗教管理當局 (包括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 )，以及宗教研究者，均紛紛發表文章，探討這重任務的具體含義及落實執行的細則。有要求基督教改造其原有的教義，有主張教會積極配合推行政府的政治任務 (如四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 )；李瑞環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及九月的兩次講話中，對此任務所作的詮釋是最為狹義的：「所謂相適應，就是說宗教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現階段的國家法律、法規及方針政策。法律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見李瑞環：〈關於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干問題〉，《宗教》 ﹐ 總 29~30期 (1995年 3~4月 )﹕ 4。返回原文

14 梁家麟：〈中共宗教政策的歷史回顧〉，《今日華人教會》，第 202期 (1996年 12月 )： 9-10。返回原文

15 如胡露茜：〈對中國民運的神學反省〉，《國難、民運、信仰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編〕 (香港 ﹕ 香港基督徒學會， 1990)，頁25。返回原文

16 我們如何既成為中國教會的一員，又維持一直以來與普世教會的團契與合作關係，如何消弭西方華人教會對我們身分轉變所帶來的種種誤解，將是另一個有待正視的課題。返回原文

17 梁家麟：〈中國福音事工的省察〉，頁63。返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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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August 21, 1997